[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纪念:以个体的坚韧 对抗政治高压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着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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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着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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