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八卦] "亲中艺人"现象 是中国渗透的娱乐面孔
台湾,只有两种人最希望你搞不清亲中与亲共的区别:其一,是正进行统战渗透的中国共产党; 其二,是混水摸鱼、在模糊地带捞选票的本地政客。 这场语言的崩坏不只造成民众认知混乱,更已对国安体制造成实质危害。 敌我不清,不只是政治幼稚病,更是一场深层文明的自杀。
这不是夸饰。 当一个社会无法辨识谁是敌人,谁在利用体制进行颠覆,便已进入“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的中期阶段。 认知战的终点,不是你投降于敌人,而是你认不出谁才是敌人。 你会以为内部的崩坏是“正常民主多元”,你会以为自己仍拥有选择,直到你发现,公投变成表忠,新闻变成公告,选举只是合法化统治的包装纸。
一、混淆术:从“中国文化”到“中国政权”
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陷于历史的双重诅咒。 一方面,我们共享语言、宗教、饮食与血缘记忆,亲中成为一种文化与情感的本能反射; 另一方面,数十年的国共内战记忆又在集体潜意识中投下阴影,让任何批判中国政权的行动都很容易被简化为“仇中”、“文化自残”。 中共政权最成功的地方,不在军事与经济,而是它从语言上瓦解了你区分政权与文化的能力。
这就是经典的“语意挪用”战术(semantic appropriation)。 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曾以“反苏就是反俄”来误导海外俄裔社群,使他们将反对专制视为对民族的背叛。 今日的中国,也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将一整套政治忠诚,裹挟进文化与身分认同。
如果你反共,中共便说你“背祖忘宗”; 如果你反中,它又说你“搞文化台独”; 而你若不反,它便笑而不语,把你收入中华儿女的统一行列,等你醒来时,已身在大牢之中。
二、从国族文化到制度认同:什么是“台湾人”?
台湾的宪政认同长期处于多元分歧,这是历史所致,也无可厚非。 但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可能永远将国族认同建立在血缘或文化本质上。 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指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凝聚,应来自对宪政体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共同认同,而非语言或祖先。
用这个标准来看,所谓“台湾人”的定义,不应再以“是不是华人”来区分,而应是:“你是否承认并愿意维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自由价值与国家安全?”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中国因素”对台湾公民社会的渗透。
如果一个人认同台湾的宪政制度,反对专制统治,他即使是移民、讲中文、崇拜孙中山,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不台湾”。 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长期居住台湾、享受健保、领取津贴,却宣扬“一国两制”、协助中共掏空台湾,那麽他就是对台湾民主秩序的背叛者,与敌同谋。

“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美联社)
三、国际比较:亲敌者的共通策略
有人说:“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历史不乏类似案例。
二战期间,美国社会中有大量德国与意大利后裔,其中不乏文化上“亲德”、“亲义”者,他们阅读海涅、听华格纳、尊崇达文西,甚至自认拥有欧洲贵族气息。 但当希特勒入侵波兰、美军进军北非时,美国政府没有拿这些人的文化喜好开玩笑,而是果断区分:“亲纳粹者”与“亲德文化者”的界线。
举例而言,1940年代美国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所有替外国政府发声或游说者进行登记,并接受审查与揭露资金来源。 此一制度并非猎巫,而是国安的最低限度保障:你可以爱德国文化,但你不能拿纳粹的钱; 你可以讲德文,但你不能帮德国政府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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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在这不是夸饰。 当一个社会无法辨识谁是敌人,谁在利用体制进行颠覆,便已进入“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的中期阶段。 认知战的终点,不是你投降于敌人,而是你认不出谁才是敌人。 你会以为内部的崩坏是“正常民主多元”,你会以为自己仍拥有选择,直到你发现,公投变成表忠,新闻变成公告,选举只是合法化统治的包装纸。
一、混淆术:从“中国文化”到“中国政权”
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陷于历史的双重诅咒。 一方面,我们共享语言、宗教、饮食与血缘记忆,亲中成为一种文化与情感的本能反射; 另一方面,数十年的国共内战记忆又在集体潜意识中投下阴影,让任何批判中国政权的行动都很容易被简化为“仇中”、“文化自残”。 中共政权最成功的地方,不在军事与经济,而是它从语言上瓦解了你区分政权与文化的能力。
这就是经典的“语意挪用”战术(semantic appropriation)。 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曾以“反苏就是反俄”来误导海外俄裔社群,使他们将反对专制视为对民族的背叛。 今日的中国,也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将一整套政治忠诚,裹挟进文化与身分认同。
如果你反共,中共便说你“背祖忘宗”; 如果你反中,它又说你“搞文化台独”; 而你若不反,它便笑而不语,把你收入中华儿女的统一行列,等你醒来时,已身在大牢之中。
二、从国族文化到制度认同:什么是“台湾人”?
台湾的宪政认同长期处于多元分歧,这是历史所致,也无可厚非。 但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可能永远将国族认同建立在血缘或文化本质上。 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指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凝聚,应来自对宪政体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共同认同,而非语言或祖先。
用这个标准来看,所谓“台湾人”的定义,不应再以“是不是华人”来区分,而应是:“你是否承认并愿意维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自由价值与国家安全?”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中国因素”对台湾公民社会的渗透。
如果一个人认同台湾的宪政制度,反对专制统治,他即使是移民、讲中文、崇拜孙中山,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不台湾”。 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长期居住台湾、享受健保、领取津贴,却宣扬“一国两制”、协助中共掏空台湾,那麽他就是对台湾民主秩序的背叛者,与敌同谋。

“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美联社)
三、国际比较:亲敌者的共通策略
有人说:“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历史不乏类似案例。
二战期间,美国社会中有大量德国与意大利后裔,其中不乏文化上“亲德”、“亲义”者,他们阅读海涅、听华格纳、尊崇达文西,甚至自认拥有欧洲贵族气息。 但当希特勒入侵波兰、美军进军北非时,美国政府没有拿这些人的文化喜好开玩笑,而是果断区分:“亲纳粹者”与“亲德文化者”的界线。
举例而言,1940年代美国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所有替外国政府发声或游说者进行登记,并接受审查与揭露资金来源。 此一制度并非猎巫,而是国安的最低限度保障:你可以爱德国文化,但你不能拿纳粹的钱; 你可以讲德文,但你不能帮德国政府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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