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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照护900万农村寄宿生 这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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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周新成看来,低龄学生在校寄宿实则是“没有办法的里面最好的办法”。

周新成从2021年起开始关注农村寄宿制学校。他在有关县乡学子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方面,在父母外出打工,隔代抚养的情况下,孩子如果不在学校寄宿,很容易沉迷手机,久而久之,“时间的管控,价值观,自我的认同都可能出现问题”。

另一方面,在他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离婚率近年有明显上升,因为性别比失衡,离异的女性往往容易再婚。而男性离婚后,也希望再找一个伴侣,如果找不到,通常也会在外工作,容易忽略孩子。


“反倒是在学校,一个同辈群体当中,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心事,可以跟同学健康相处,建立稳定的关系,也能够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周新成说。

在周新成的调研中,除了低龄寄宿,有的农村家庭会采取一些折中办法:比如有些孩子会在村子里的教学点读到三年级,再前往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就学;还有些孩子由父母陪读三年后去到乡镇中心校独立寄宿。

“他们应被当作儿童,而不只是学生来关注”

黎涛觉得,乡村低龄化寄宿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除非村庄附近有产业或工厂,家长能在老家解决就业。

在董世华调研的这些低龄寄宿制学校里,学生宿舍通常住着10多个学生。他当时查阅文件规定,“住校标准是6个人一个宿舍,但实际上能达到8个人就已经不错了。”他见到一些学校的宿舍由教室改装而成,“放很多床在里面,实际上是变相的大通铺。”

低龄寄宿儿童的自理能力较差。董世华回忆,有的孩子晚上会尿床,不少宿舍的卫生间在外面,有的孩子夜里不敢起床上厕所。“要是配有保育员,生活辅导老师,或者宿管员,负责任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带着去一下厕所,否则有些孩子真的太小了,独自一人不行的。”


在他看来,低龄寄宿制学校承担了家庭监管的那部分时间,那么学生应被当作儿童被关注,而不只是学生。

在六年的基层调研后,董世华写了一本题为《农村低龄寄宿儿童生存境遇及国家干预机制研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农村寄宿制小学的管理理念应从“管制”转向“服务”。“在尊重儿童生活经验与身心特征的前提下,确立农村低龄寄宿儿童学校生活服务目标,落实生活管理与服务的内容。”




孙敏在贵州调研碰到一位留守儿童,她在乡镇中心小学上学,平时由爷爷在乡镇租房陪读。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孙敏曾在湖南衡阳调研一所全年龄段的学校。校内一个宿舍住着6个到8个低龄孩子,配有一个专职生活老师。学校给予这些老师专业培训,专职收入和保险,也比较关注孩子的情感和生活需求。

让她印象很深的是,学校老师会在每次月假后给孩子们洗头,查看他们头上有没有长虱子;每个生活老师配有一台洗衣机,他们把贴好姓名贴的衣服清洗好再分别晾晒;课余时间,生活老师还会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定时与家长沟通。

专职照护的“缺口”

三年前,孙敏开始调研农村寄宿制学校,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县域教育治理和青少年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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