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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传青年教师 实名举报山师大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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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傅谨给我发了一条道歉信息。他把对我的侵犯解释成对我的喜欢，还说在答辩当天第一次看见我便动了心。我看了只觉得恶心，截图发给知情的朋友，并把手机递给曹南山看。南山认为既然傅谨已经主动道歉，就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影响到以后的相处，相信傅谨也不敢再做出什么越界的事情。再三劝我不如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正常回复信息，把这件事淡化掉，该看戏看戏，该打招呼打招呼，以后不要单独接触就好了。我拒绝了一起看戏的提议，只是最低限度地回复傅谨的信息。
傅谨的“歉意”愈发真诚，提出当面道歉，解释清楚的提议。我善良惯了，觉得傅谨既然承认了错误，能做到这个地步，肯定是真心悔过，于是同意在酒店大堂当面说清楚。而且我还有一个目的：我想把这件事了结，让他知道，他确实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我并没有告发他的打算。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同情，给一个认错的长辈留一点脸面；另一方面是出于恐惧，让他不要害我。我想证明自己是无害的——谁会去逼死一个无害的人呢？
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且错得多么离谱。我为我的天真、善良、退避与忍让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有些人是没有良心的，受害者越善良，施害者就越没底线—当害人没成本、没损失，作恶就成了一种变态的乐趣。当然，这是后话，是傅谨在接下来的四年屡次迫害我后，我得出的教训。
在大堂碰面后，傅谨说大堂人太多不方便说话，酒店外不远处有个戏台，希望可以边走边解释。我想着青天白日没什么可怕的，便同意了。在此过程中，他先是再次表达了对我的喜欢，表示以后可以教我读书写文章扶持我的事业，接着又举出多个例子证明自己的人品好。傅谨说，有一个女生对他爱慕有加，到处跟别人说自己和他谈过恋爱，他走到哪，那个女生就跟到哪。他还故作愤慨地说，其实是那个女生脑子有毛病，喜欢他、勾引他，他不愿意，所以那个女生发了疯，故意报复他、诋毁他。事后我反应过来，这不正是某些坏男人惯用的污蔑、打压、残害女人的方法吗——通过把一个女人塑造成疯子的形象以达到让她的一切言行都失去合理性的目的。
看到我怀疑的眼神，傅谨紧接着说：“我这人很干净的。你想啊，我为那么多演员评奖，如果我是那么脏的人，我的名声不是早就坏掉了吗？”我看着傅谨努力地自证清白，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荒谬、太混乱了！我甚至有些恍惚，连坐在椅子上休息时被他用手机拍下照片都没印象。我只是本能地不想再跟这个人相处，匆匆地结束了谈话。
让我震惊的是，在酒店电梯里即将分开的时候，傅谨突然又抓住我的手，笑道：“去我房间里坐一坐啊？”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彻底清醒了：傅谨约我出来见面根本不是为了道歉，而是仍在设套骗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避免跟他碰面，但傅谨仍旧每天发信息给我。我无法逃会，只能硬着头皮偶尔回复，并在收到公务卡的第一时间退回傅谨之前帮忙垫付的房费然后告知他此事，依然对他的帮忙表示感谢。傅谨也依然避重就轻，东拉西扯，试图创造见面机会。但无论傅谨说什么，认识到他本质的我，再也没有答应过任何见面。
戏剧节的最后一天，曹南山约傅谨和我们一起吃饭（后来得知是傅谨私下要求南山这样做）。傅谨很会表演，在曹南山面前仍然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而就在曹南山离开饭桌结账的空隙，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傅谨再次表示，只要我愿意，他会多来浙传。我强撑着不想撕破脸，无比厌恶地吃完这顿饭，随后跟曹南山一起返回杭州。在回杭的路上，我把所有细节都告诉了曹南山。南山虽然也觉得傅谨的行为太过分，但他同样人微言轻，只能安慰我，并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自此，我再也没有跟傅谨有过任何交集，整整四年。
也许是由于此前惊恐过度，我回杭州后一病不起，不愿出门，不愿见人，连去学校都很困难，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我的精神状态极差，经常走神，偶尔莫名落泪，甚至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傅谨对我身体上的侵害是有限的，但却给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我失去了对男性的信任，失去了对师生关系的信任，失去了对学术神圣性的信任。在杭州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无依无靠，既怕自己挺不过这一遭，更怕自己的前途与学术生命像傅谨三番五次威胁的那样，尚未起步即告结束。
我很怕，也不知怎么办。我无法跟爸妈倾诉；朋友跟我一样，羽翼未丰、势单力薄，我不忍他们为我难过。我无处诉说，悲愤与苦闷积压心头，病情日益严重。最终我扛不住了，于11月28日忍病前往杭州市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做了全套检查与心理咨询。报告显示，我处于抑郁状态。医生询问我的情况，我言辞闪烁，不愿提及傅谨的事。但病人在医生的眼里是没有秘密的，尤其是面对一位专业、敏锐的女心理医生。只几句话，医生便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最近受到了侵犯。我避而不答，不愿把这件事记录在册，起身就走。医生很负责，叫住我，告诉我放心，我没说出口的，她也都明白、理解。医生给我开了药，留了联系方式，告诉我希望我按嘱服药，并跟她保持联系。而我由于太难过，且医院离家20多公里，没能继续治疗，每天对着抑郁症诊断书发呆，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感觉世界一片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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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的“歉意”愈发真诚，提出当面道歉，解释清楚的提议。我善良惯了，觉得傅谨既然承认了错误，能做到这个地步，肯定是真心悔过，于是同意在酒店大堂当面说清楚。而且我还有一个目的：我想把这件事了结，让他知道，他确实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我并没有告发他的打算。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同情，给一个认错的长辈留一点脸面；另一方面是出于恐惧，让他不要害我。我想证明自己是无害的——谁会去逼死一个无害的人呢？
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且错得多么离谱。我为我的天真、善良、退避与忍让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有些人是没有良心的，受害者越善良，施害者就越没底线—当害人没成本、没损失，作恶就成了一种变态的乐趣。当然，这是后话，是傅谨在接下来的四年屡次迫害我后，我得出的教训。
在大堂碰面后，傅谨说大堂人太多不方便说话，酒店外不远处有个戏台，希望可以边走边解释。我想着青天白日没什么可怕的，便同意了。在此过程中，他先是再次表达了对我的喜欢，表示以后可以教我读书写文章扶持我的事业，接着又举出多个例子证明自己的人品好。傅谨说，有一个女生对他爱慕有加，到处跟别人说自己和他谈过恋爱，他走到哪，那个女生就跟到哪。他还故作愤慨地说，其实是那个女生脑子有毛病，喜欢他、勾引他，他不愿意，所以那个女生发了疯，故意报复他、诋毁他。事后我反应过来，这不正是某些坏男人惯用的污蔑、打压、残害女人的方法吗——通过把一个女人塑造成疯子的形象以达到让她的一切言行都失去合理性的目的。
看到我怀疑的眼神，傅谨紧接着说：“我这人很干净的。你想啊，我为那么多演员评奖，如果我是那么脏的人，我的名声不是早就坏掉了吗？”我看着傅谨努力地自证清白，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荒谬、太混乱了！我甚至有些恍惚，连坐在椅子上休息时被他用手机拍下照片都没印象。我只是本能地不想再跟这个人相处，匆匆地结束了谈话。
让我震惊的是，在酒店电梯里即将分开的时候，傅谨突然又抓住我的手，笑道：“去我房间里坐一坐啊？”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彻底清醒了：傅谨约我出来见面根本不是为了道歉，而是仍在设套骗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避免跟他碰面，但傅谨仍旧每天发信息给我。我无法逃会，只能硬着头皮偶尔回复，并在收到公务卡的第一时间退回傅谨之前帮忙垫付的房费然后告知他此事，依然对他的帮忙表示感谢。傅谨也依然避重就轻，东拉西扯，试图创造见面机会。但无论傅谨说什么，认识到他本质的我，再也没有答应过任何见面。
戏剧节的最后一天，曹南山约傅谨和我们一起吃饭（后来得知是傅谨私下要求南山这样做）。傅谨很会表演，在曹南山面前仍然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而就在曹南山离开饭桌结账的空隙，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傅谨再次表示，只要我愿意，他会多来浙传。我强撑着不想撕破脸，无比厌恶地吃完这顿饭，随后跟曹南山一起返回杭州。在回杭的路上，我把所有细节都告诉了曹南山。南山虽然也觉得傅谨的行为太过分，但他同样人微言轻，只能安慰我，并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自此，我再也没有跟傅谨有过任何交集，整整四年。
也许是由于此前惊恐过度，我回杭州后一病不起，不愿出门，不愿见人，连去学校都很困难，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我的精神状态极差，经常走神，偶尔莫名落泪，甚至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傅谨对我身体上的侵害是有限的，但却给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我失去了对男性的信任，失去了对师生关系的信任，失去了对学术神圣性的信任。在杭州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无依无靠，既怕自己挺不过这一遭，更怕自己的前途与学术生命像傅谨三番五次威胁的那样，尚未起步即告结束。
我很怕，也不知怎么办。我无法跟爸妈倾诉；朋友跟我一样，羽翼未丰、势单力薄，我不忍他们为我难过。我无处诉说，悲愤与苦闷积压心头，病情日益严重。最终我扛不住了，于11月28日忍病前往杭州市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做了全套检查与心理咨询。报告显示，我处于抑郁状态。医生询问我的情况，我言辞闪烁，不愿提及傅谨的事。但病人在医生的眼里是没有秘密的，尤其是面对一位专业、敏锐的女心理医生。只几句话，医生便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最近受到了侵犯。我避而不答，不愿把这件事记录在册，起身就走。医生很负责，叫住我，告诉我放心，我没说出口的，她也都明白、理解。医生给我开了药，留了联系方式，告诉我希望我按嘱服药，并跟她保持联系。而我由于太难过，且医院离家20多公里，没能继续治疗，每天对着抑郁症诊断书发呆，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感觉世界一片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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