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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校园枪击案后 留学生的心理成
北卡校园枪击案后 留学生的心理成北卡校园枪击案后 留学生的心理成
我感觉，社会对留学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印象。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出国热”。那时，中国留学生主要有这些特点：
大多数人的背景相对统一：公费，学科集中在理工科，拿奖学金攻读博士。这些留学生中，60%~70%来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没有互联网的背景下，这两个城市获取海外信息，比如学校、学科专业、老师等信息，相对更容易一些。
当时出去的留学生普遍都没有什么钱，无论是去欧洲还是美国，很多人下飞机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学校报到，而是直奔中餐馆刷盘子，以确保生活来源。
一些书和影视作品都曾反映过那个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的处境，展示他们的心酸，比如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北京人在纽约》。
那时候，国内和海外的经济差距比较大，许多人想在毕业后获得工作签，比现在容易许多。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每年赴美的人不超过两三万，但当时美国每年工作签的配额大概有十几万，竞争远没有现在那么激烈。
相比三十年前，当下留学生群体的背景和构成都出现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人数成倍增长，这也意味着竞争压力增大。尤其是让一些中国留学生谈之色变的H-1B签注，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和印度、拉美学生参与抽签，抽中之后，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三年（此后如有需要，可以申请再延长，再次到期则不能延长，只能选择其他类型签证或绿卡）。
这些年，国内经济飞快发展，家庭环境都有了明显变化，大家都有一定的资金，留学生刚下飞机就去刷盘子的情况也不再是普遍现象。同时，留学专业选择也多了起来。过去为了奖学金，很多人选择理工科，但现在，读艺术、读电影，各行各业都有。
低龄留学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我成书的时候（2016-2017），中国赴美留学生中，低龄留学生、本科、硕士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2:2。
另外，与三十年前相比，还有一个关键变量——独生子女，这一点无论对留学家庭还是留学生本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情况下，家庭中对单个孩子的期待不会那么高，投入也不大，当他们做出未来的人生规划时，家庭也不会有多大的干预 —— 如果一个孩子留在国外，父母年龄大了，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顾。
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这一代留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垄断了家庭所有的教育资源。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些人可能受益于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愿意倾尽全部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父母逐渐成为留学生专业、学校选择的主导者。
我见过许多留学生家长，他们对留学的认知、和孩子的沟通方式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一些家长基于自己的经历、知识结构和视野，可能对海外生活非常了解，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断，这对他们和孩子的流畅交流奠定了基调。
相比之下，一些家长缺少对海外的了解，在微信群里人云亦云。也有一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出国就算任务完成，对于孩子后续生活缺少关注的动力。当孩子留学遇到困难时，家长可能会无意识地弱化困难，这会导致孩子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因为在孩子看来，如果父母不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报忧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让自己承担额外的压力。
一些留学生愿意和我聊，让我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也是希望以我作为“第三方”出口，让父母更多了解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处境。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父母也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占据特殊地位。我看过一份十年前的研究，提到对于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独生子女）而言，影响其未来是否留在美国的几个因素中，父母是排首位的。那几年，关于中国空气质量和PM2.5的讨论铺天盖地，但研究显示，就留学生的选择来说，环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就提及过自己回国的原因，“我一出国，家里就剩爸妈两个，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他的妈妈年轻时有心脏病，一次输液差点休克，那时他还在国外读研，因此一毕业，他就立刻回国找工作了。
抑郁的留学生们，只是讲出来都很困难
触发留学生抑郁的因素很多，前面就有提及来自环境、社交和学业带来的挑战。
我想重点提两个群体。一个是低龄的留学生，他们本身处于探索自我，塑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阶段，如果环境出现剧烈变动，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
另外则是博士群体，因为从PhD的申请开始，一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虽然会把GRE和托福的分数、推荐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最终录取的结果不像单纯的考试成绩那样，掌握在申请人手里。这是在申请读博时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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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大多数人的背景相对统一：公费，学科集中在理工科，拿奖学金攻读博士。这些留学生中，60%~70%来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没有互联网的背景下，这两个城市获取海外信息，比如学校、学科专业、老师等信息，相对更容易一些。
当时出去的留学生普遍都没有什么钱，无论是去欧洲还是美国，很多人下飞机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学校报到，而是直奔中餐馆刷盘子，以确保生活来源。
一些书和影视作品都曾反映过那个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的处境，展示他们的心酸，比如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北京人在纽约》。
那时候，国内和海外的经济差距比较大，许多人想在毕业后获得工作签，比现在容易许多。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每年赴美的人不超过两三万，但当时美国每年工作签的配额大概有十几万，竞争远没有现在那么激烈。
相比三十年前，当下留学生群体的背景和构成都出现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人数成倍增长，这也意味着竞争压力增大。尤其是让一些中国留学生谈之色变的H-1B签注，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和印度、拉美学生参与抽签，抽中之后，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三年（此后如有需要，可以申请再延长，再次到期则不能延长，只能选择其他类型签证或绿卡）。
这些年，国内经济飞快发展，家庭环境都有了明显变化，大家都有一定的资金，留学生刚下飞机就去刷盘子的情况也不再是普遍现象。同时，留学专业选择也多了起来。过去为了奖学金，很多人选择理工科，但现在，读艺术、读电影，各行各业都有。
低龄留学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我成书的时候（2016-2017），中国赴美留学生中，低龄留学生、本科、硕士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2:2。
另外，与三十年前相比，还有一个关键变量——独生子女，这一点无论对留学家庭还是留学生本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情况下，家庭中对单个孩子的期待不会那么高，投入也不大，当他们做出未来的人生规划时，家庭也不会有多大的干预 —— 如果一个孩子留在国外，父母年龄大了，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顾。
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这一代留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垄断了家庭所有的教育资源。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些人可能受益于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愿意倾尽全部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父母逐渐成为留学生专业、学校选择的主导者。
我见过许多留学生家长，他们对留学的认知、和孩子的沟通方式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一些家长基于自己的经历、知识结构和视野，可能对海外生活非常了解，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断，这对他们和孩子的流畅交流奠定了基调。
相比之下，一些家长缺少对海外的了解，在微信群里人云亦云。也有一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出国就算任务完成，对于孩子后续生活缺少关注的动力。当孩子留学遇到困难时，家长可能会无意识地弱化困难，这会导致孩子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因为在孩子看来，如果父母不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报忧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让自己承担额外的压力。
一些留学生愿意和我聊，让我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也是希望以我作为“第三方”出口，让父母更多了解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处境。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父母也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占据特殊地位。我看过一份十年前的研究，提到对于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独生子女）而言，影响其未来是否留在美国的几个因素中，父母是排首位的。那几年，关于中国空气质量和PM2.5的讨论铺天盖地，但研究显示，就留学生的选择来说，环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就提及过自己回国的原因，“我一出国，家里就剩爸妈两个，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他的妈妈年轻时有心脏病，一次输液差点休克，那时他还在国外读研，因此一毕业，他就立刻回国找工作了。
抑郁的留学生们，只是讲出来都很困难
触发留学生抑郁的因素很多，前面就有提及来自环境、社交和学业带来的挑战。
我想重点提两个群体。一个是低龄的留学生，他们本身处于探索自我，塑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阶段，如果环境出现剧烈变动，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
另外则是博士群体，因为从PhD的申请开始，一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虽然会把GRE和托福的分数、推荐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最终录取的结果不像单纯的考试成绩那样，掌握在申请人手里。这是在申请读博时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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