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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成功定義的「Z世代」——給項飆寫信
不想被成功定義的「Z世代」——給項飆寫信不想被成功定義的「Z世代」——給項飆寫信
這次整理信件，盈欣看到，很多人說自己把閱讀寫作作為建立生活秩序的方法，可一旦跟具體的人聯系——身邊意見不同的朋友、有觀念拉扯的家長，會再次感到失控。
不少像盈欣一樣受困於此的人，希望能跟學者深度交流。
剛讀研究生的小敏，在一個考研村苦學6個月上岸後，發現研究生跟自己想得很不一樣，讀博士除了自身實力，還要靠人情往來，研究生同門只聊生活，不聊學術，在背後默默地卷。她在日記中寫：“在這座城市裡，我一直覺得我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就像一條寬敞河流，我流淌其中，像個垃圾袋一樣飄過，留不下一點痕跡。”
她向項飆寫信表述，原本以為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會有引領者告訴我，我該以什麼方法去做。但是這個引領者告訴我，世界非常大，要自己去尋找自己喜歡的方向，去做就行了。可是方法是什麼，依舊沒有告訴我。
小敏在圓桌談話中進一步表達了這種失控感，認為這是源自對權威的畏懼——決策依賴於他人的想法指引。她說到，自己的導師“很大佬”，她問導師一個問題“yes or no”，導師回到“or”，她就一頭霧水，失去方向。這場對話結束後，她意識到，自己總把問題的答案寄托在那些比她更強大的人身上。
項飆在最後回應了“被看見”的問題——關鍵不是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人抗拒的是“被重新定義”“當做被控制的對象”。
一點“間隔”
第一次圓桌對談聊了3個小時，第二次隔了十多天，又聊了1個半小時，一共40多人參加。大部分問題，項飆也沒有解答。
隨機地聊，自然展開，形成討論——圓桌的開始被項飆比喻成“種子培育”，大家種種看，會有什麼。他跟參與的年輕人說，人生中的問題，絕大多數沒有答案，但它是需要回應的，也因此要摸索、擁抱它。
這種深刻，是因為“直白，直接面對自己的經驗，不用過度用理論框架去證明。”項飆解釋，“間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種起源，沒有它就完全被控制，卷入一個系統裡面。怎麼在接受被系統支配的前提下，有一點可控感？——“你和現實生活中間，是有空間的，得用實際的行動把這個空間填補起來，最後還有很具體的東西產出。”
他講到自己童年，由於父母是老師，常聽他們抱怨工資太低，他就知道了老師之間關系的復雜，和背後的系統。出於對老師困境的了解，他產生“間隔”，能夠回看自己身處的教育環境。“大家覺得迷茫無力，是除了系統之外，沒有其他生活資源、信息資源、情緒資源、審美資源，來回看這個系統。”
知道教育系統背後是什麼，同時有自己的“小世界”，這也是間隔的意思，即構造“橫向反思空間”。項飆舉例，如果總反思領導怎麼說，老師怎麼說，我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在一根線上打圈的“縱向反思”，將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
●圓桌交流進行中。講述者供圖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29歲的左小軍開麥接話，原以為自己能在創辦的福建鄉村會客廳裡，找到交流的錨點。他組織放映獨立電影，用兩天一夜的時間放下手機，和大廠產品經理、考研黨、來歇腳的數字游民討論人生的意義、“愛是什麼”，工作的困惑。
“有討論的氛圍，但不多”，他更關注和年輕人的交流，而合伙人更關注咖啡賣了幾杯。這些活動好像“和上班差不多”，有妥協和掙扎的部分，他也在考慮“是否要一直做下去”。
最後，他和合伙人散伙。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無法忍受“為了賺錢而忽視社會價值”，開始做親密關系的概念店，再出一些周邊。微信列表裡的顧客有1000多，只是願意買賬的僅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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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像盈欣一樣受困於此的人，希望能跟學者深度交流。
剛讀研究生的小敏，在一個考研村苦學6個月上岸後，發現研究生跟自己想得很不一樣，讀博士除了自身實力，還要靠人情往來，研究生同門只聊生活，不聊學術，在背後默默地卷。她在日記中寫：“在這座城市裡，我一直覺得我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就像一條寬敞河流，我流淌其中，像個垃圾袋一樣飄過，留不下一點痕跡。”
她向項飆寫信表述，原本以為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會有引領者告訴我，我該以什麼方法去做。但是這個引領者告訴我，世界非常大，要自己去尋找自己喜歡的方向，去做就行了。可是方法是什麼，依舊沒有告訴我。
小敏在圓桌談話中進一步表達了這種失控感，認為這是源自對權威的畏懼——決策依賴於他人的想法指引。她說到，自己的導師“很大佬”，她問導師一個問題“yes or no”，導師回到“or”，她就一頭霧水，失去方向。這場對話結束後，她意識到，自己總把問題的答案寄托在那些比她更強大的人身上。
項飆在最後回應了“被看見”的問題——關鍵不是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人抗拒的是“被重新定義”“當做被控制的對象”。
一點“間隔”
第一次圓桌對談聊了3個小時，第二次隔了十多天，又聊了1個半小時，一共40多人參加。大部分問題，項飆也沒有解答。
隨機地聊，自然展開，形成討論——圓桌的開始被項飆比喻成“種子培育”，大家種種看，會有什麼。他跟參與的年輕人說，人生中的問題，絕大多數沒有答案，但它是需要回應的，也因此要摸索、擁抱它。
這種深刻，是因為“直白，直接面對自己的經驗，不用過度用理論框架去證明。”項飆解釋，“間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種起源，沒有它就完全被控制，卷入一個系統裡面。怎麼在接受被系統支配的前提下，有一點可控感？——“你和現實生活中間，是有空間的，得用實際的行動把這個空間填補起來，最後還有很具體的東西產出。”
他講到自己童年，由於父母是老師，常聽他們抱怨工資太低，他就知道了老師之間關系的復雜，和背後的系統。出於對老師困境的了解，他產生“間隔”，能夠回看自己身處的教育環境。“大家覺得迷茫無力，是除了系統之外，沒有其他生活資源、信息資源、情緒資源、審美資源，來回看這個系統。”
知道教育系統背後是什麼，同時有自己的“小世界”，這也是間隔的意思，即構造“橫向反思空間”。項飆舉例，如果總反思領導怎麼說，老師怎麼說，我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在一根線上打圈的“縱向反思”，將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
●圓桌交流進行中。講述者供圖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29歲的左小軍開麥接話，原以為自己能在創辦的福建鄉村會客廳裡，找到交流的錨點。他組織放映獨立電影，用兩天一夜的時間放下手機，和大廠產品經理、考研黨、來歇腳的數字游民討論人生的意義、“愛是什麼”，工作的困惑。
“有討論的氛圍，但不多”，他更關注和年輕人的交流，而合伙人更關注咖啡賣了幾杯。這些活動好像“和上班差不多”，有妥協和掙扎的部分，他也在考慮“是否要一直做下去”。
最後，他和合伙人散伙。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無法忍受“為了賺錢而忽視社會價值”，開始做親密關系的概念店，再出一些周邊。微信列表裡的顧客有1000多，只是願意買賬的僅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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