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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師淪為高校"大廠"邊緣人:末位淘汰,35歲危機
文科教師淪為高校"大廠"邊緣人:末位淘汰,35歲危機文科教師淪為高校"大廠"邊緣人:末位淘汰,35歲危機
▲文科大學教師正在追求轉型，開設大型公開課。圖 / 視覺中國
這種反差頗具意味：一方面，象牙塔裡，文科專業的師生，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而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年輕人卻愈發渴望從人文社科知識中尋求精神慰藉。人類學家項飆的“重建附近的生活”理論，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等關注年輕人焦慮問題的表達，長期在社交平台上被傳遞。
張執一是這樣理解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似乎承載著人們理想的寄托和過去的鄉愁。人們向往像人類學家一樣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耐著性子做研究，也是對“生活更慢一點”的渴求。
他重新想到學生的那個問題，如果考研，到底選擇哪個專業？他說，知識本身是珍貴的，學習這些學科沒問題，但如果想把它們作為謀生的手段，那就是兩碼事。“單純做研究誰都喜歡，但要考慮到把書裡的東西跟田野結合，生產自己的知識才是難的。還有，你的研究到底是誰在買單呢？”
斯萬形容高校老師如今的狀態，就像被拋入茫茫大海，隨波漂流。每個人都得尋找自己的錨點。上完課後，他通常坐半小時地鐵回家。先吃頓飯，再陪孩子玩耍。看一集長劇，讀文獻到深夜，再去睡覺。他一直想寫一本通俗的專著，現在已經開始了。他意識到，這件事和他當年想做專欄作家的理想是相通的。
疫情時，周遭的生活一團亂。學校停課，同事們為線上教學和科研的任務奔忙。在那個特殊時期，他又想到了哈貝馬斯說的，人們是通過不斷的互動實踐交往，構造了各種意義世界。他把整個世界想象成由許多“大氣泡”“小氣泡”組成，如果外在的無情力量壓制到個體身上，可以躲到小世界裡面去對抗它們。
回想起近十年的記者時光，印象最深的還是與流浪漢聊天的那個下午。那是一個陰雨天，斯萬穿著夾克，拿著筆和本，坐在流浪漢旁邊。馬路邊的人走來走去。他問流浪漢，你為什麼不去救助站？他一直記得那個回答，流浪漢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他想要自由，所以願意承擔這種自由的代價。
做自己自由的研究，就是斯萬編織的一個意義世界。在這裡，他常常感到自在和快樂。就算外面的狂風暴雨很無情，“文科寒冬”與唱衰的聲音此起彼伏，那個巨大的“機器”也依然轟鳴，“但對我來說，它們都突然變得沒有多大的意義和色彩了，不是嗎？”他這樣反問自己。
▲斯萬上課的板書。圖 / 講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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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這種反差頗具意味：一方面，象牙塔裡，文科專業的師生，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而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年輕人卻愈發渴望從人文社科知識中尋求精神慰藉。人類學家項飆的“重建附近的生活”理論，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等關注年輕人焦慮問題的表達，長期在社交平台上被傳遞。
張執一是這樣理解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似乎承載著人們理想的寄托和過去的鄉愁。人們向往像人類學家一樣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耐著性子做研究，也是對“生活更慢一點”的渴求。
他重新想到學生的那個問題，如果考研，到底選擇哪個專業？他說，知識本身是珍貴的，學習這些學科沒問題，但如果想把它們作為謀生的手段，那就是兩碼事。“單純做研究誰都喜歡，但要考慮到把書裡的東西跟田野結合，生產自己的知識才是難的。還有，你的研究到底是誰在買單呢？”
斯萬形容高校老師如今的狀態，就像被拋入茫茫大海，隨波漂流。每個人都得尋找自己的錨點。上完課後，他通常坐半小時地鐵回家。先吃頓飯，再陪孩子玩耍。看一集長劇，讀文獻到深夜，再去睡覺。他一直想寫一本通俗的專著，現在已經開始了。他意識到，這件事和他當年想做專欄作家的理想是相通的。
疫情時，周遭的生活一團亂。學校停課，同事們為線上教學和科研的任務奔忙。在那個特殊時期，他又想到了哈貝馬斯說的，人們是通過不斷的互動實踐交往，構造了各種意義世界。他把整個世界想象成由許多“大氣泡”“小氣泡”組成，如果外在的無情力量壓制到個體身上，可以躲到小世界裡面去對抗它們。
回想起近十年的記者時光，印象最深的還是與流浪漢聊天的那個下午。那是一個陰雨天，斯萬穿著夾克，拿著筆和本，坐在流浪漢旁邊。馬路邊的人走來走去。他問流浪漢，你為什麼不去救助站？他一直記得那個回答，流浪漢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他想要自由，所以願意承擔這種自由的代價。
做自己自由的研究，就是斯萬編織的一個意義世界。在這裡，他常常感到自在和快樂。就算外面的狂風暴雨很無情，“文科寒冬”與唱衰的聲音此起彼伏，那個巨大的“機器”也依然轟鳴，“但對我來說，它們都突然變得沒有多大的意義和色彩了，不是嗎？”他這樣反問自己。
▲斯萬上課的板書。圖 / 講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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