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师沦为高校"大厂"边缘人:末位淘汰,35岁危机
正因为感觉顶尖学校的压力太大,很多老师甘愿从“大厂”跳去“中厂”。就像斯万所说,他在目前的一本学校,尚能找到比较舒服的状态。没有太高压的学术考核,他反而能做一些教学改革的尝试。
有一门讲新闻生产的课,没有教材,也没有传统的知识体系支撑,他带了两个学期都感觉不适应。于是他改了课程,变成了对《南方周末》《新闻调查》,还有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的研读,再让学生独立操作自己的作品。还有一门课,他直接扔掉过时的课本,让学生先做媒体的市场调查,再让他们自己做账号,以了解媒体的运营逻辑。20多个学生小组中,账号视频播放量高的到了300多万。

▲大学教师们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图 / 视觉中国
不过这些创新在庞大的体制面前有些微不足道。8年前,斯万刚进入这所学校时,就听领导提到,有些课程设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但培养方案四年才能调整一次,直到去年,学院才对课程进行了大规模换血。
整体上,高校的科层制管理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速度。他还感受到一种更深的教育分化:新闻班上,一个男生也没有。相对弱势的学科,女生正变得更多。他去不同学院监考时就发现,性别在文科、理科专业上基本已经固化。
“系统世界”入侵和殖民了“生活世界”。研究生课堂上,斯万讲过哈贝马斯的理论。他很难不关联到现实。如今的大学,就像一个“系统”,一个不断运转的“学术机器”。在这个环境中,务实、技术至上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却在悄然退场。老师们疲于应付论文和各种指标,学生们则忙于卷绩点、刷学分,备战考研或考公。师生之间本该有的那些知识、思想交流却越变越少。
如果去到“小厂”,还会发现很多赤裸裸的问题。和在互联网公司类似,大厂人困于内部的高度竞争,小厂人则困于企业生与死的发展焦虑,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校“小厂”也是,他们最焦虑的是生源的减少。
曾在某文科的考研辅导机构兼职过的罗巍炎发现,现在的文考考研人数,“不是腰斩,而是‘膝斩’”。疫情三年由于研究生扩招和出国留学受限,且因为“门槛”相对较低,还有一些人从理工科跨考文科,这三年竟成了文科考研机构的高光时刻。那时,几千块钱的全程班,都有大几千个人报,“形成一种过热的幻象”。如今考公超过考研,成了更稳妥的选择。
当整体行情在下降时,“小厂”内部开始抓行政和管理。二本学校的网媒教师黎红,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上课、开会、写会议记录、写活动稿;查寝、查课,并记录在班主任指导手册上;收集招生材料、带学生做舆情、录制线上课堂。最麻烦的是带毕业论文,学生的论文写得天马行空,除了错别字、语病,AI率高,黎红看到一位男生把学校的名字都写错,被气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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