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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师沦为高校"大厂"边缘人:末位淘汰,35岁危机
文科教师沦为高校"大厂"边缘人:末位淘汰,35岁危机文科教师沦为高校"大厂"边缘人:末位淘汰,35岁危机
▲现在的高校教师，除了教学任务还有更多KPI。图 / 视觉中国
这是张执一觉得心酸的地方，他所在的学校，一年数十亿科研经费，“理工科项目经费动辄几千万元，文科院系只够其中的零头”。他的专业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外地进行暑期实践，学校没有经费支持，张执一只能用个人经费资助学生的吃、住、行，费用加起来超过了5万元，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花自己的钱，为学校培养人才”。
为了学科建设，他得像完成OKR一样拼命推进其他工作。连轴转的那几天，他3天内接待了4波人，都是学院领导邀请的各路知名学者来讲座交流。一次讲座前，他发现能坐40多人的会议室空空荡荡，于是急忙喊学生救场，后来班干部私下提议，“老师，要不以后改成强制性参会，或者给来听讲座的同学发点文创礼品？”
整个文科都笼罩在一股寒意中，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
教育资源越来越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集中，文科专业成了被裁撤最多的领域。张执一的学校就开始在文科专业内部进行“末位淘汰”，取消了不少生源质量靠后、就业率差的专业学位点。“学校要求我们必须自己砍专业，会评估培养效果、就业情况等，排名最末尾的就有可能被淘汰。”
以文科着称的复旦大学，在今年建校120年之际，迎来了一场教育教学改革，今年2月底，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春季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表示，复旦大学将调整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降到20%。“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张执一参加学术会议，听说还有好几所头部高校在压缩文科规模，文科预算也“砍了上亿元”。经费在削减，但考核还要加码，“降本增效”终于落在了文科教师头上。
部分文科教师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每日人物获悉，某中部工科院校撤销法学学位点后，老师们分流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大学语文教研组。他们退无可退，毕竟，思政课、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公共课，是大学文科的“底线”。由于有很多文科专业直接并入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人调侃“理科转码，文科转马”。
▲越来越多文科老师开始转入大学的公共课堂。图 / 视觉中国
在更多普通学校，文科教师的处境或许更具有普遍性。“工作的‘牛马感’很强，”黎红说，她是某二本学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老师。最近，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让他们焦头烂额。学校提前一年就开始为考核做准备，老师们翻遍柜子，找出了近3年的教学材料。抽查时，院领导绷着一张脸，把办公室主任吓得不敢吭声。
这一切都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也关乎老师们的饭碗。黎红所在的学校，文科专业肉眼可见地萎缩。就在张雪峰火起来的这两年，新闻和广告专业，从鼎盛时期的百人大班，缩水到勉强凑齐40人。“网络与新媒体”因为“看起来新一点”，招生还不错。就像学校前几年把“信息工程学院”改成“人工智能学院”一样，只是恰恰踩准了风口。
就业严峻也是事实。整个学院，八成的学生考研、考公，只有极少数人进了企业。黎红负责把就业率“控制”在80%以上，她挨个联系毕业生，告诉他们，“学校可以帮忙盖（公司）章，不影响应届生身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专业的就业率低，也是这个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量、认可度、竞争力在走低的象征。
目睹了文科行情的变化，当有即将毕业的学生犹豫着来问张执一考研方向的选择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选个能赚钱的工作吧”。作为沿着文科学术道路走出来的学生、老师，这个下意识的回答让他冒出了冷汗。
02 如何自证价值？
这几年的大厂叙事里，“自证价值”几乎成了每个悬浮在系统里的组织和个体最大的焦虑。你做的事，价值在哪里？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建立了核心竞争力？这一连串被当成大厂“黑话”的质问，如今也悬在高校文科教师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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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执一觉得心酸的地方，他所在的学校，一年数十亿科研经费，“理工科项目经费动辄几千万元，文科院系只够其中的零头”。他的专业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外地进行暑期实践，学校没有经费支持，张执一只能用个人经费资助学生的吃、住、行，费用加起来超过了5万元，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花自己的钱，为学校培养人才”。
为了学科建设，他得像完成OKR一样拼命推进其他工作。连轴转的那几天，他3天内接待了4波人，都是学院领导邀请的各路知名学者来讲座交流。一次讲座前，他发现能坐40多人的会议室空空荡荡，于是急忙喊学生救场，后来班干部私下提议，“老师，要不以后改成强制性参会，或者给来听讲座的同学发点文创礼品？”
整个文科都笼罩在一股寒意中，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
教育资源越来越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集中，文科专业成了被裁撤最多的领域。张执一的学校就开始在文科专业内部进行“末位淘汰”，取消了不少生源质量靠后、就业率差的专业学位点。“学校要求我们必须自己砍专业，会评估培养效果、就业情况等，排名最末尾的就有可能被淘汰。”
以文科着称的复旦大学，在今年建校120年之际，迎来了一场教育教学改革，今年2月底，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春季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表示，复旦大学将调整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降到20%。“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张执一参加学术会议，听说还有好几所头部高校在压缩文科规模，文科预算也“砍了上亿元”。经费在削减，但考核还要加码，“降本增效”终于落在了文科教师头上。
部分文科教师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每日人物获悉，某中部工科院校撤销法学学位点后，老师们分流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大学语文教研组。他们退无可退，毕竟，思政课、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公共课，是大学文科的“底线”。由于有很多文科专业直接并入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人调侃“理科转码，文科转马”。
▲越来越多文科老师开始转入大学的公共课堂。图 / 视觉中国
在更多普通学校，文科教师的处境或许更具有普遍性。“工作的‘牛马感’很强，”黎红说，她是某二本学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老师。最近，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让他们焦头烂额。学校提前一年就开始为考核做准备，老师们翻遍柜子，找出了近3年的教学材料。抽查时，院领导绷着一张脸，把办公室主任吓得不敢吭声。
这一切都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也关乎老师们的饭碗。黎红所在的学校，文科专业肉眼可见地萎缩。就在张雪峰火起来的这两年，新闻和广告专业，从鼎盛时期的百人大班，缩水到勉强凑齐40人。“网络与新媒体”因为“看起来新一点”，招生还不错。就像学校前几年把“信息工程学院”改成“人工智能学院”一样，只是恰恰踩准了风口。
就业严峻也是事实。整个学院，八成的学生考研、考公，只有极少数人进了企业。黎红负责把就业率“控制”在80%以上，她挨个联系毕业生，告诉他们，“学校可以帮忙盖（公司）章，不影响应届生身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专业的就业率低，也是这个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量、认可度、竞争力在走低的象征。
目睹了文科行情的变化，当有即将毕业的学生犹豫着来问张执一考研方向的选择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选个能赚钱的工作吧”。作为沿着文科学术道路走出来的学生、老师，这个下意识的回答让他冒出了冷汗。
02 如何自证价值？
这几年的大厂叙事里，“自证价值”几乎成了每个悬浮在系统里的组织和个体最大的焦虑。你做的事，价值在哪里？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建立了核心竞争力？这一连串被当成大厂“黑话”的质问，如今也悬在高校文科教师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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