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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者论文致谢感动全网,耳鸣失眠成"努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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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赵安和村民。讲述者供图
精准扶贫启动，他调任去市委领导联系的村庄。全市工作会议在这召开。市领导亲自到场。他看着县领导、镇领导，一个个双手护裆的姿势站着，见到领导头几乎弯到腰，最后一个轮到他，他学会了如何和领导握手，把头埋得更低、更深。
他愤怒自己的卑微，几次用“跪舔”形容自己为生存抛下尊严的样子。他也希望知道这套规矩是否真的无处不在——在兰州，他曾在校车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跟领导握手？”
他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雄心。当年，老书记在办公室说，赵安是个好苗子，“以后可能是个县级干部”，他觉得小看自己，“就县级么”，老领导笑了。
老同事们评价那时的赵安，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但也许太理想化了点。他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仕途是多么脆弱，脆弱到当乡镇换了新书记，他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一个。
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个已是副镇长，一见面，他恭维赵安，要是没离开，现在至少是镇长了。但私底下，他对此存疑，觉得赵安性格并不适合体制，他用了土话形容，意思是“太出风头”。
另一个老同事回忆赵安后来的颓废，不再穿西装，不再收拾自己，头发越来越长，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气神。
那场雄心勃勃的小额贷款实践，因为许多村民没还上被判定为失败。老同事记得那个画面，新书记要求赵安做检讨，赵安做了一次“不像检讨的检讨”，读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扬长而去。
小城路窄，从乡政府走三五分钟就到县政府。这条窄窄的马路，就是小镇公务员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书期满后，赵安曾经很多次走过这条街，从乡政府到县委组织部。在领导办公室，他站得笔直，双手护着裆，希望“组织加加担子”，领导眼里看着文件，嘴里说道，“年轻人着急干嘛”。
做村支书时的赵安。讲述者供图
县城烧着一团团火的晚上，赵安重新走在这条马路，平静地回忆曾经的卑微，偶尔露出鄙夷的神情。这种鄙夷既是对环境的，也是对自己的。他讨厌自己的卑微，但是摆脱不了。他甚至给领导洗过袜子，倒过尿盆。
新书记上任，他不是不想讨好，而是“人家没给你这个机会”。他成了领导用来树威的靶子（老同事们也大体同意这个说法）。这激发了他最后的尊严，并且决心以一个书生的方式复仇。
他一直写作，记录工作经历和思考。仕途受挫后，他整理出近30万字，决心要把它们出版。
他打印出八本，背着它们，到北京找出版社，把书稿恭敬地递到桌上，“您花几分钟时间看下”。一个月，跑了几十家出版社，书都没发完，人家不收。
他绝望地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这辈子要烂在了”，接受命运的安排，订婚、买房、买车。
直到一天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俞敏洪说当年为项目找了100个人，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那么一点点燃料，永动机又转动起来了，坐在电脑前，不停给出版社发邮件，发到“人都恶心得不行了”，终于收到一条回复。
为了出书，他自己掏了两三万，“打光所有子弹”。书的序言标题是，“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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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启动，他调任去市委领导联系的村庄。全市工作会议在这召开。市领导亲自到场。他看着县领导、镇领导，一个个双手护裆的姿势站着，见到领导头几乎弯到腰，最后一个轮到他，他学会了如何和领导握手，把头埋得更低、更深。
他愤怒自己的卑微，几次用“跪舔”形容自己为生存抛下尊严的样子。他也希望知道这套规矩是否真的无处不在——在兰州，他曾在校车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跟领导握手？”
他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雄心。当年，老书记在办公室说，赵安是个好苗子，“以后可能是个县级干部”，他觉得小看自己，“就县级么”，老领导笑了。
老同事们评价那时的赵安，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但也许太理想化了点。他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仕途是多么脆弱，脆弱到当乡镇换了新书记，他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一个。
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个已是副镇长，一见面，他恭维赵安，要是没离开，现在至少是镇长了。但私底下，他对此存疑，觉得赵安性格并不适合体制，他用了土话形容，意思是“太出风头”。
另一个老同事回忆赵安后来的颓废，不再穿西装，不再收拾自己，头发越来越长，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气神。
那场雄心勃勃的小额贷款实践，因为许多村民没还上被判定为失败。老同事记得那个画面，新书记要求赵安做检讨，赵安做了一次“不像检讨的检讨”，读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扬长而去。
小城路窄，从乡政府走三五分钟就到县政府。这条窄窄的马路，就是小镇公务员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书期满后，赵安曾经很多次走过这条街，从乡政府到县委组织部。在领导办公室，他站得笔直，双手护着裆，希望“组织加加担子”，领导眼里看着文件，嘴里说道，“年轻人着急干嘛”。
做村支书时的赵安。讲述者供图
县城烧着一团团火的晚上，赵安重新走在这条马路，平静地回忆曾经的卑微，偶尔露出鄙夷的神情。这种鄙夷既是对环境的，也是对自己的。他讨厌自己的卑微，但是摆脱不了。他甚至给领导洗过袜子，倒过尿盆。
新书记上任，他不是不想讨好，而是“人家没给你这个机会”。他成了领导用来树威的靶子（老同事们也大体同意这个说法）。这激发了他最后的尊严，并且决心以一个书生的方式复仇。
他一直写作，记录工作经历和思考。仕途受挫后，他整理出近30万字，决心要把它们出版。
他打印出八本，背着它们，到北京找出版社，把书稿恭敬地递到桌上，“您花几分钟时间看下”。一个月，跑了几十家出版社，书都没发完，人家不收。
他绝望地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这辈子要烂在了”，接受命运的安排，订婚、买房、买车。
直到一天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俞敏洪说当年为项目找了100个人，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那么一点点燃料，永动机又转动起来了，坐在电脑前，不停给出版社发邮件，发到“人都恶心得不行了”，终于收到一条回复。
为了出书，他自己掏了两三万，“打光所有子弹”。书的序言标题是，“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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