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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退学卖土豆泥,24岁的出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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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宇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退学处理通知书

小桥知道的是,退学后,费宇回到川大做了几个月的科研助理,准备重新考研,后来又把目标换成了申请美国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直博。尽管费宇很少和她直接倾诉情绪,而是向朋友们更新自己的各种行动,但她能猜到,费宇在背后承受了多少。

那是一种脱轨的痛苦。小桥告诉我,读研没那么美好,她所认识的许多理工科研究生,处在压抑状态。不管是毕业还是找工作,都依靠做出科研成果,在达到基本要求后,会焦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成果,以增大找工作时的竞争力。研究生们面临着一种严苛的评价环境,和不同导师的相处可以千差万别,这也是压力的重要一环。




费宇的科研成果/受访者供图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承担退学的代价,尤其对于名校学生来说,退学的代价几乎与学校的名气成正比。“相当于你会质疑自己之前的努力,而且你会感到害怕,害怕退学之后面对别人的质疑。对你好的,可能会有失望的目光;对你不好的,可能是嘲笑的目光。”

她因此很佩服费宇,他放下了世俗的眼光。


费宇承担起了相应的代价,以个体的感受,抗衡社会规则施加的重量。他告诉我,其实在更早之前,他就对科研的实际意义产生了疑惑。一些科研项目能够申请到基金,维持一个课题组的运作,但他很难确定这个项目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论文发出来了,然后就没有后话了。你可能提出了一个理论和方法,但现实生活中根本无人在意。”

学术对他的吸引力在下降,但过往的路径仍在塑造周围人对他的期待,他们都认为他应该继续科研。为了回应这些期待,费宇尝试申请美国大学的直博,只投了3所。他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实际上,我内心很抗拒继续学习。”那只是一种为了逃避现实,消极兑现外界期待的方式。

但他不是一个习惯消沉的人,在过往的人生经验里,他更习惯解决困难。在煎熬着申请博士的过程里,摆摊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浮现,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晰的出口。




费宇制作的土豆泥/南风窗付思涵摄

上初中时,他就摆过摊,那时他一手抱着孔明灯,一手牵着氢气球,在大街上碰见人就问,哥哥姐姐需要孔明灯和气球吗?5块1个,10块3个。一个寒假下来,他赚了三四千元,开始“报复性消费”:10块钱一次的蹦床,一天要蹦上几十块钱;没吃过的贵价水果,红毛丹、菠萝蜜,也要买几十上百块的。上大学时,他又兼职卖电话卡,卖到了所在校区的销冠。

为此,费宇把15个中学、大学的好友拉到一个群里,宣布自己有摆摊的想法,询问大家的意见。他的MBTI人格类型是ENFJ,以“主人公型”着称,核心特征是“天生的沟通者、善于建立关系网络”——这很能解释他的行为。尽管群里大家不都认识彼此,但很快踊跃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人支持,也有人担忧,但都实心实意为费宇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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