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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被同学多次刷厕所拖把,不是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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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详细考核机制,广汉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根据教育局对学校的考核要求,发生一起校园欺凌会扣除相应学校0.1的考核分值,这就可能影响该校的整体评级和教师绩效。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应当将严重的欺凌行为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但李思远发现,因缺乏分级认定机制,报告的主体单一且内部存在矛盾,导致强制报告机制在实践中存在“应报未报”的失灵现象。显然,对于严重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置,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程度不足。

校园欺凌治理是一条分为前、中、后端的全周期链条,苑宁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阳、成都等地将校园欺凌与升学挂钩的行为属于后端治理。在现有的链条运转下,前端的教育和中端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工作效率不足,校园欺凌难以被发现和认定,很可能导致后端政策效果不佳,还会加剧教育系统对校园欺凌认定的抵抗情绪。


“家长觉得算欺凌,学校又认为不算欺凌。”耿申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社交媒体泛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关系变化,校园欺凌呈现低龄化、网络化的新特点,但一些教育工作者还存在认知上的惰性,不愿正视欺凌与之前经常发生的打闹有着本质的不同,“勇于承认欺凌行为的存在,才能想办法让其变好”。


学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状也必须改变。苑宁宁说,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的改变,校园欺凌发生的概率比前些年更大了,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他建议,应由现行考核校园欺凌发生数量转变为考核学校防范及处置校园欺凌事件的规范性,一所学校发生疑似欺凌后,如及时启动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依法合规处置,则考虑给予其正面积极的评价。


作为认定、处置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要流程,苑宁宁认为,应当保证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的外部性与独立性,让其不成为一个单纯的“校内主导组织”。对于该组织的管理运行办法,他提出,可以要求一半以上无利益相关者参与投票,甚至考虑每次启动前随机从该校区域内学生欺凌治理相关人士名册中抽取,确保组织投票各方的中立态度。

距离发生“牙刷事件”已经有一年时间,经过心理健康治疗,女儿的重度抑郁和成绩下滑、厌学的状态慢慢好转。但孙晨觉得,女儿似乎很难恢复到从前开朗、活泼的模样了,现在的女儿有些敏感,时常问妈妈:“我的身体是不是又有什么传染病了?”孩子的小小天地进来了风雨,为人父母想要宽慰她。“不是你的错,是她们错了。”孙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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