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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 中美视频峰会的美方团队什么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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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派”抢风头,国务院靠边站?中美视频峰会的美方团队很有讲究

  文/冯虚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对于这场持续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参加完会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晤超过了原定时间,双方围绕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自发展议程与内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会晤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

  “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元首把舵引航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这次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谢锋说。

  此次视频会晤双方均采用“1+5”方式。中方陪同出席视频会晤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谢锋。美方对等参加的是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坎贝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粗看这份名单,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就会生出很多疑问:为什么来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而非国务院的代表占据了主要席位?基于对等原则,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出席会晤时,今年7月与他在天津会晤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为何没有出现?罗森伯格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名中国事务主任之一,向坎贝尔汇报,级别远低于其他出席者,而与她级别相当的美方官员不少,为何她得以坐上谈判桌?

  要解释上述种种疑问,需要充分了解本次会晤的性质及拜登对华政策团队的结构。

  

  布林肯、沙利文

  为什么美国国务院“靠边站”?

  除了财政部长耶伦因今年两度与刘鹤通话而进入代表团之外,本次美方代表团的构成,与拜登对华政策团队的结构相近。表面上,拜登对华政策团队分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系统。

  国务院内,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全面协助布林肯管理外交事务,其中包括中国事务。2021年7月,舍曼前往天津中国外交部分副部长谢锋举行了会晤。舍曼之下,是刚得到任命的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朴正铉,以及中国政策协调员哈特、中国政策高级顾问拉普-胡珀等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被称为“印太沙皇”的坎贝尔担任本届政府新设的印太事务协调员,直接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汇报。早在2009年,坎贝尔就出任过国务院分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主持制订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着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后,坎贝尔投身智库和私营企业,直到拜登竞选总统时,在老上司沙利文、布林肯的游说下回归政坛。坎贝尔的职位名为“协调员”,实质上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仅次于沙利文的对华政策“二号人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和两位中国事务主任多西、格维兹都向坎贝尔汇报。



  传统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不同的分工,即国务卿的地位通常略高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外交政策团队事实上的一把手;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可以进行跨政府部门、跨军政及情报机关的协调,并负责与总统直接相关的元首外交工作。

  早在今年10月沙利文与杨洁篪在苏黎世会晤、落实中美元首通话成果时,《联合早报》就撰文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广泛协调、参与元首外交的职能,使其更适合执行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时的管控分歧、避免擦枪走火、重建互信的任务;而国务院则负责更常规的外交对话。

  事实证明,在中美两国元首9月通话后,是由杨洁篪和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先进行磋商,落实通话成果。美方对苏黎世会晤非常满意,称之为今年以来中美高层对话的“模范”。而接近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时,则是由国务卿布林肯出面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就更具体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两边团队的人员身份也展现出这一特征。美国国务院系统的对华团队中,舍曼还需要负责全球其他地区事务。11月15日,她已经安排了会见德国国务部长及以色列副外长的行程。曾任驻越南大使的克里滕布林克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中情局情报官出身的朴正铉负责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而哈特负责协调的是中美经贸、能源和环境合作事宜。无论是考虑本次会晤的主要议题,还是中方官员的对等性,他们都不适合出席。

  


  坎贝尔

  

  罗森伯格

  为何非高层官员罗森伯格脱颖而出?

  与美国国务院不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坎贝尔手下的三名中国事务主任,均以能处理广泛的涉华议题而着称。罗森伯格近年来主要撰写中国“对民主世界的威胁”相关的报告和论文,但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她就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韩国事务主任。

  至于另两位主任,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拉什·多西的学术方向就是“大战略”。他进入白宫时,美国媒体就指出,与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聚焦于具体事务不同,多西“更广泛地关注美中之间的地区和全球关系,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领域”。另一位中国事务主任格维兹此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中国史专业的“明星讲师”,被称赞“能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入理解贯彻于其政策分析中”,容易让人想到着名的知华派驻华大使洪博培。

  坐拥三位有“大格局”的分析专家,坎贝尔在拜登对华政策团队中确实无愧“沙皇”的绰号。事实上,国务院内有较广战略眼光的政策规划部中国政策高级顾问拉普-胡珀也是坎贝尔带出来的“徒弟”,两人人曾在《外交事务》等权威期刊共同发表文章。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名中国事务主任,则都是坎贝尔长期的合作者与下属。坎贝尔担任亚洲集团首席执行官时,多西就是他的顾问。




  不过,这些坎贝尔熟悉的专家,此前从未进入过白宫甚至政府工作,只有拉普-胡珀在希拉里失败的总统选举期间担任过外交政策团队成员。而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凭借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工作的经验,远远超过了这些级别相近的同僚。

  分析人士还认为,罗森伯格得以作为美方代表出席元首线上会晤,也是因为在同级别的“大战略”官员中,她的思想最接近偏鹰派的坎贝尔。多西从战略角度出发,一直支持中美“接触说”,而格维兹近期也公开表示,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核扩散等深刻挑战,没有协调和联合就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相比之下,罗森伯格也最为激进。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前,她发表的文章主要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进而引申到对俄罗斯的全面遏制。但在中国问题上升为华盛顿最热门的话题后,罗森伯格又重拾自己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专业,却不复当时相对温和、理性的对华观。她甚至说,中国人“完全是俄罗斯人”。对于一个极端憎恶俄罗斯的人来说,这是最狠的攻击了。进入白宫后,她则以拜登的中国事务顾问的身份大谈“努力扩大台湾国际空间,推动台湾参与国际机构”。

  最终,同等资历的官员中最为资深又最为鹰派的罗森伯格得以和布林肯、沙利文、坎贝尔一起坐在拜登身旁。但她可能有所失望的是,拜登在发言中向中方再次确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三个联合公报。而一些美国鹰派在这次会晤前还散布言论称,三个联合公报是无需遵守的。

  

  拜登

  由“鹰派”有限回归“接触派”?

  被打上“鹰派”标签的坎贝尔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一直主导着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吗?未必。首先,坎贝尔主张的整体强硬的对华政策,与拜登在元首会晤中与中方达成的共识不符。中方一再强调美方有些人“以台制中”,就点出了坎贝尔的立场。

  另一方面,在拜登对华政策团队中地位不输坎贝尔的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即将正式就任美国驻华大使。自去年10月特朗普任命的布兰斯塔德大使回国后美方始终未派大使的情况,至此也会结束。考虑到伯恩斯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扩大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拜登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将更加平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次会晤不仅是坦诚的、建设性的,更是实质性的、成果丰硕的。中美元首提及了两国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等对话渠道和机制平台,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

  这意味着双方将恢复奥巴马时期中美多层次、全方位展开双边对话、建立对话机制的努力。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负责协调美国各部门对接中国,但等两国的对话机制畅通,绝大多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一般外交渠道解决了。

  即使坎贝尔、罗森伯格等“鹰派”依然活跃于白宫,外界也不必过度担心。这些原奥巴马政府的“旧人”,在过去四年从“接触派”走向“鹰派”,为的是主动适应华盛顿“遏制中国”的总体氛围。一些与他们熟识的学者,始终不相信他们真的迅速转变了个人观点。如今,随着拜登本人在对华政策上走向更实用主义的道路,他身边的“鹰派”是否会有限回归“接触派”,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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