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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人組合，是中國法學教授們的最小單位堡壘(圖)

這四人組合，是中國法學教授們的最小單位堡壘(圖)

2024-05-09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趙宏看完全文的最大感受是，《修訂草案》在原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處罰范圍和處罰力度，應受處罰的行為從原本的的54條增加到了62條，而行政拘留幾乎適用於所有應被處罰的行為。它們共同增加了法網的經緯，將其編織得更小更密。

這意味著，“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就違法了。”比如新增的第56條規定私拆包裹也可被行政拘留，草案公布那天，因為快遞員送錯了，趙宏就不小心拆了鄰居的包裹。

“你拆個快遞、和鄰居吵架、裝修發出噪音，這都有可能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一旦留下被拘留的記錄，就不能考研、考公、評優，甚至影響三代，會改變很多人的人生軌跡。”趙宏說。她在過去的幾年裡一直呼吁治安管理處罰記錄消除制度，郵箱裡經常收到很多與此相關的郵件，有一位基層工作者告訴她，自己曾在十年前受治安處罰罰款500塊，但直到2021年單位的評優中，仍然被一票否決。趙宏記得，那人在郵件中痛苦地問道：“趙老師，有一次錯誤，就要這樣記錄一輩子嗎？”

新增的處罰行為自然還包括後來引發巨大輿論波瀾的第34條第2、3款，即在公共場所穿著或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和標志，可被行政拘留。這讓很多人想起，2022年底，蘇州一名女生因身穿和服在路邊拍照遭到警察大聲訓斥，“你穿漢服可以，但穿和服不可以，你是個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隨後警察以尋釁滋事的理由將女生帶走。

趙宏當時就此事寫過評論，在她看來，在當時還尚存的解釋空間，如今已被新的34條堵上了。此外穿衣往往代表著人的某種表達自由，這同時意味著，“懲罰的范圍從我們的外在行為擴張到了內心秩序。”

趙宏記得，《修訂草案》公布後，行政法學界後來開過一次研討會，一位老師在會上說，他查閱了所有的法律條文，“到現在沒有一部法律明確規定什麼叫做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感情。”“沒有寫明就會給一般公眾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也給執法者提供一個巨大的處罰空間。”趙宏說。

文章推送後，趙宏把它轉發到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後就放下手機，陪兒子上鋼琴課去了。彼時還沒有太多同行關注這次修訂，她曾把《修訂草案》新舊文對比發到一個行政法老師的群裡，反應寥寥。但2小時後再回來，趙宏發現朋友圈幾乎都在轉發這篇，微信的聊天頁面有好幾屏紅點，很多學生跑來關心她：“趙老師你還好嗎？千萬別被噴子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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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的評論則是在火車上寫的。趙宏的文章引發關注後，鳳凰網“風聲”前主編靳麗萍想再約一篇評論，當時是中午，陳碧正在火車上，但她告訴靳麗萍：“我爭取4:30下車之前給你。”陳碧和趙宏商量了一個更加“客氣溫柔”的角度，只分析立法語言的模糊性會導致執法者在現實當中很難操作，可能會導致“同案不同判”的後果。在高鐵上，她鍵字如飛，在下午2:16寫完了一篇3000字的評論，用手機熱點發給了靳麗萍。

在文章結尾處寫道，陳碧寫道：“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感情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內化在我們的公共生活和感情裡，它沒有那麼弱不禁風，更用不著緊張和焦慮。”

幾天後，羅翔又從刑法的角度寫了一篇更加溫和克制的《微罪治理的入與出》，他寫道：“刑法起源於兵法，但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懲罰措施不是越重越好，當然也不能越輕越好，必須平衡懲罰不法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價值，不審勢即寬嚴皆誤。無論如何，法律人必須戒除對重刑主義的成癮性依賴。”

在《修訂草案》公布後的那一周，多位知名法學學者都對《修訂草案》發出了質疑的聲音。趙宏告訴我，網上有許多人罵她和陳碧、羅翔是精日分子，把他們的名字掛出來，“說我們寫這個東西就是為了支持穿和服。”不過也有另外一種回響，在9月30日征求意見截止前，有99375人在中國人大網上留下了125962條意見，是近三年參與人數之最，遠遠超過其他面向社會征求意見的法律。該事件被中國人民大學公法研究中心列入“2023年度中國十大憲法事例”。

去年9月11日，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對此作出回應：“社會公眾通過正常渠道對法律草案提出意見，是群眾關心和有序參與國家立法工作的具體體現，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對此真誠歡迎……社會公眾和有關方面對其中引起關注條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機構將認真梳理和研究，提出修改完善或者妥善處理的建議。”

信使的宿命

澎湃“法治的細節”主編單雪菱和四人合作多年，在“法治理想國”啟動之前，他們的文章大部分都發表於“法治的細節”欄目。她向我總結四人寫作風格的區別，那和他們的個性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