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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希望加沙會出現和平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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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在多倫多最繁華的商業廣場趕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千人以上的規模。現場物料豐富,秩序井然。看得出來,組織者是專業的老手。連啞語主播都有兩個,輪班倒。參加集會的不光是阿拉伯人,也有正統尤太人,西方人,還看到韓語的牌子。


主持人在台上喊,讓所有人拿出手機對著他拍照片,發各類社交媒體。主持人身後,有助手張開雙手,手上各有一根短棒。彩色的煙從棒子中冒出來,很奪目。

加沙那場戰爭現在已是兩場戰爭。一場在加沙,一場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在手機上,社交媒體上,廣場上,以及政治家與學者的對峙中。前一場戰爭是火與血。後一場戰爭是巴勒斯坦民族新自覺運動與以色列(专题)的國家保護神形象的對抗。各方都在生產必要的情緒與內容產品,竭盡所能在各個觀念市場中售賣有利於己方的情緒、敘事和知識,品類繁多,眼花繚亂。加沙的戰爭是後一場對抗最主要的原材料來源,時刻噴射著恐懼、仇恨與哀傷。可以想見,加沙戰事結束後,還會有大量來自當事者的敘事、記憶與相關的內容原料噴湧而出,繼續被加工成適合消費的內容商品,輸送到全球的社交媒體上。


這可能是當下戰爭和過往戰爭最大的區別之一。在過往,戰爭狀態下的內容生產是嚴格管控甚至是壟斷的。權力部門會有審查,統一口徑,遏制幹擾戰時動員的內容。比如,傳遞戰爭的恐怖,販賣媾和。但今天的戰爭不同,審查無法消滅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無法遏制戰爭的親歷者直接上場售賣個人“偏見”與宣泄。

第一場戰爭,顯而易見是以色列在勝利,但時間拖得越久,以色列在第二場戰爭中面臨的挑戰卻會越來越大。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支撐以色列的是10月7日一天,而加沙遭到的破壞已經2個多月,持續地在輸出著苦難。

挺巴勒斯坦一方現在最常見的口號是“種族滅絕”,這個口號其實和支持以色列者的反恐是相通的,裡面都隱含著同一對象,己方的平民受害者。當哈馬斯殺害以色列平民時,是恐怖主義。當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平民時,是種族滅絕。

隨著戰事的延續,早期不同觀點的爭吵、論戰急劇減少,知識型的科普在退場。人們的目光似乎更集中在兩件事上,一,展示己方的受害者。二,否定對方的受害者。比如,挺以者會展示哈馬斯多麼殘忍反人性,加沙醫院沒死那麼多人,孩子是塑料的。挺巴者則當然是展示加沙的慘狀,指責以色列軍隊的不人道,以及試圖“拆穿”以色列的“謊言”。

於是社交媒體上的爭論變得越來越像是在受害者間的比慘。


挺以者談到敵人的平民死亡時,往往會作為抽象的統計數字出現,默認為己方行動的外部效應。有人算過以軍平均殺死一個哈馬斯會死N個平民。也有人說要絕後患,說白了就是今天多死點,是為了未來少死點。這個說辭,當年美軍往廣島、長崎扔核彈的時候也說過。

剛剛死去的巴勒斯坦詩人在推特上為哈馬斯武裝辯護的一個理由則是,在襲擊以色列的行動中,以色列的死者將近一半是武裝人員。統計數字沒有情感連接,但是,坦白說,我不認為刻意忽視對方的受害者,屬於缺乏同情心的道德問題。它更像是天然的心理機制。


隨著更多受害者以及相關內容的出現,各類刻板與冰冷知識似乎在退場。無論所持何種觀點,人們都要去面對影像與報告中的鮮活細節。這或許是討論中最讓人感到積極的部分,即人們總要去想一下,到底該如何看待敵人的受害者的問題。

在我的上一篇觀察《當真相供給不足,人們如何討論以巴戰亂》的評論區,有人說,“聯合國到現在都不認為哈馬斯是恐怖襲擊,而在譴責以色列制造大屋別略的人道主義危機。”另一位網友則評論說,“美國投降日本(专题)的原子彈造成的平民傷亡也應該被譴責,原子彈不能精准識別平民和軍人。在軍國主義的死亡螺旋下,普通日本人是螺旋升天還是螺旋入地好像是沒得選。是讓病情慢慢惡化流毒天下還是一刀斷根永絕後患,怎麼選?長痛不如短痛!”

據我所知,廣島的核彈,直接與間接造成了估計30萬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平民,也有韓國的皇族,還有來自中國的勞工與留學生(专题)。當時流行的說法是,為了快速結束戰爭,所以在廣島投下了核彈。

當加沙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死亡時,我也在社交媒體上和朋友討論,假設讓你決定要不要在廣島投擲核彈時,你會怎麼選。我是認真的,為了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專門找了本研究戰後廣島反思戰爭的書,美籍日裔學者Lisa Yoneyama的《廣島之痕(Hiroshima Traces-Time,Space,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這本書研究的對象,是戰後廣島人處理核爆的歷史。這當然是廣島和日本社會各界都要參與的事情。

1947年上台的廣島市長浜井信三牽頭策劃了廣島和平紀念廣場等一系列的紀念空間,在戰爭時期,那裡的規劃本來是展現日本帝國大東亞繁榮成果。紀念空間刻意保留了一些核爆的廢墟。市長說,從視覺上消失的東西,必然會從心理上消失。隨即,紀念空間成為旅游勝地、搞活動的場所,也就是成為販賣核爆記憶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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