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至少，在中国有个值得细思的问题是，时尚的兴起在那里是属于某个非常漫长、缓慢且绝非线性的过程；而在那个过程里，精英阶级的竞比高下和自我认同，与做官、官阶的关联愈来愈浅。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是这一趋势里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官场生涯的日益不稳和失意，似乎助长精英追寻其他人生志业和（至少暗地里）追寻不那么直接倚赖官方科举制度来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精英们的这一追求，加上私人财富日增，不只有助于助长先前已讨论过的时尚、炫耀式消费的兴起，还助长了其他活动，例如精英更多地赞助佛寺、更加看重私人组织的文献考据事业等。

　　穿袄裙、衣裤的清末缠足汉族妇人

　　清朝不只在1644年后成功重建秩序，还局部恢复了公益服务（包括当官和投身朝廷所鼓励但未主导的慈善事业）作为人生理想和身份地位标志的光环。而从前述的角度来看，清朝的这一成就，很可能阻止了时尚的成长，就如同这一成就也抑制了精英对佛寺的赞助一般。凡是主张出仕重获重视一事产生了拖慢时尚成长的广泛心理效应的论点，都必然流于猜测，但从中至少显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关联。

　　清朝时严格的官服规定，可视为某种禁奢令的施行。清廷通过让官场以外的人有权利穿上原本只限官员可穿的各式服饰（官帽上的顶珠、官帽等），高调奖赏那些在赈灾、筑路等种种公共工程上援助有功的商人、地主和文人。而穿戴这类服饰者，肯定不想看到它们贬值，或不想看到未有类似贡献者也能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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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重振中央政府权力一事，虽然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曾以为的那样，掐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更广大经济土壤上的生机，但可能还是足以把“特许体系”重振到稍稍拖慢“时尚体系”成长的程度。

　　清朝时精英阶层的女人无缘当官，但清朝的法令还是对她们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明朝时，诗词唱和就是精英阶层女人表达自我想法、感受和进行社会竞争的极重要工具，至少在长江下游是如此。

　　而在中国“漫长的18世纪”里，诗词唱和更加盛行，反映了当时的繁荣、（在没有世袭贵族的国度里）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以及（伴随考据之风鼎盛而来的）强调赋写诗文为有教养之人的必备条件的现象（而且对此的看重可能更甚于以往）。这种竞争与表达自我的方式所需要的购买行为，不像欧洲所需要的那么多。在较落后地区，包括新近纳入统治的地区，女人的诗集甚至使她们有机会，间接参与清帝国的建造和满汉两族的“文明开化使命”。这种支配边疆地区的做法，大不同于借由消费该地异国产品来支配边疆地区的做法。

　　与此同时，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励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更加不抛头露面，鼓励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更加划清界限。精英阶层已婚妇女和交际花社交、诗词唱和，在晚明的长江下游相当常见，但在清代就少了许多，而随着这两类人不再打成一片，商业化且在意时尚的娱乐圈，对人数更多、更富裕和更重要的精英阶层已婚妇女群的影响，大概也就因此减少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