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10元的遗嘱官司，前后打了7年

2021-01-19 | 来源: 思思妈妈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看到这封信，九旬的杨老太太也给儿子来了个不吭声，装聋作哑。于是，大伟又把自己这1/3的产权从30万喊到45万。杨老太太态度依旧，大儿子寄卡片不回，写信说没看到，大伟提出要来看她，“算了别来了”。她就像一个太极高手，把矛盾粘住，一个云手往后一推，推到了过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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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太太去世后，大伟请求推翻遗嘱，他气势足足，理由却让法官哭笑不得：母亲的遗嘱是在杨莎莎的不当影响下立的，母亲立遗嘱时已经90岁，就凭这条，就说明她的头脑是糊涂的；母亲立遗嘱时处理了不属于她的财产，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她忘记了上海的房子从来就不是她的。

　　大伟还提出：“不能让杨莎莎当遗嘱执行人，她根本不诚实。她阻止我向母亲告别，阻止我探望母亲，她隔绝我们母子关系。她提交的财产清单漏掉了母亲的珠宝首饰、金条、保险箱和银行账户，她过度影响母亲，就是想私吞财产。母亲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遗嘱执行人该我当。”

　　在加拿大，死者若指定了遗产管理人，那么十个案子里也碰不到一个另外有人要“争”这个角色的。只有遗产管理人不称职、中饱私囊，那别的继承人才能到法庭申请要求换人。这种事一旦发生，被换掉的那个遗产管理人会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在温哥华这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闻的地区，这事够免费上十次头条的。

　　私藏财产，排斥亲哥，蒙蔽亲妈——大伟的控诉，像板砖一样拍在杨莎莎的脸上，让她有口难辩。她不能对哥哥说：“不是我要阻止你见姆妈，是姆妈自己不要见你。”也不能说：“姆妈把我加联名账户了，那些钱就是姆妈本来要给我的。”因为法官不关心母子关系和兄妹关系是怎么破裂的，也不关心杨老太太为什么把女儿加进联名账户，这些都是杨老太太的自由——法官关注的只有一点：是不是杨莎莎“不当影响”了杨老太太的遗嘱？杨老太太的遗嘱是不是可疑？

　　既然大伟控诉妹妹在母亲立遗嘱时有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和母亲立遗嘱的环境可疑（suspicious circumstances），当时立遗嘱的律师就必须站出来作证。如果大伟胜诉，律师的声誉还必定受损——如果律所“环境可疑”，那以后还有谁敢再来立遗嘱？

　　当年立遗嘱的两名华裔律师都是从业多年的老手，她们回去翻档案，查自己的备忘录，然后作证：“杨女士虽然是长者，但是她的神志清楚。她知道她的决定，并且给出了理由。她手书了自己的意见，我用她的母语读了她的遗嘱给她，她在我和我助手的见证下签订了遗嘱。”

　　杨莎莎自己也出庭作证，她英语流利，条理清晰，阐述了自己完全没有对母亲立遗嘱的事给过任何意见。

　　杨老太太的医生也出庭作证：杨老太太神志完全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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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讲完，审理程序的法官便有了判断。但大伟仍旧坚称当时母亲的头脑是糊涂的：“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他找人给自己做了个证言，也提供给了法庭——这份证言仍然是他亲自书写，语法一言难尽，法官拿着越看越昏。

　　大伟称：1988年，杨氏信托基金会向大伟提供了18万的贷款，这笔巨款打进了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账户，用于购买农场。父母当时对他说：“如果你能够自己把这18万贷款还清，那么我们名下2/3的产权就可以‘1块钱’过户给你。”大伟并没有能够还基金会这笔钱，但是他觉得，父母是有意把素里农场的产权过户给自己的，他们之所以当年把名字写在产权上，只是为了让杨氏信托基金会看着放心。

　　法官问：“这个杨氏信托基金会与你签过合同吗？”

　　大伟拿出合同，这份合同简陋到不像个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没有约定还款方式，没有利息，只有大伟一个人的签名。

　　法官问：“还有更多关于这个基金会的信息吗？”

　　“我曾经和女儿杨薇一起去香港探寻这个基金会，但是没有找到。”

　　这个说辞让法官没法相信——难道当年会有个像天使一样的基金会，直接打了这笔钱给大伟，钱收不收回、啥时候收回全不关心，也不要求抵押，甚至都不留名的？

　　法官便问：那后来你父母把素里农场的产权变成了common tenancy是怎么回事？

　　大伟强烈抗议：“这事这就是房管局（land title office）错了！房管局怎么可以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变更产权？他们犯了大错，他们还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