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產科迎來關停潮,20多年產科主任掉下眼淚(圖)

2024-03-26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對於婦產科專家段濤來說，看著產科逐漸萎縮，是一個有點絕望的過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的教授，從事產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發出一篇“救救產科”的文章，“如果不改變現狀，產科整個學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段濤的微博

“救救產科”的呼吁背後，是“二胎政策”實行後第7年，中國少了的近1000萬分娩量，和不斷被系統擠壓出逃，或者說，無處可逃的產科科室和產科醫生。

過去一年，“關閉”“分流”“失業”和產科高頻地綁在一起，媒體用“產科關停潮”形容產科正在經歷的漫長冬天。2022年，全國關閉了十幾家醫院產科，2023年，在產科關停的名單上，又增添了浙江嘉興平湖市中醫院、廣州新造醫院、浙江溫州蒼南縣中醫院、廣西來賓市武宣縣祿新鎮中心衛生院、江蘇新沂市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的名字，2024年剛剛過去三個月，據不完全統計，就已經先後有3家醫院發出產科停診公告。

段濤的微博有上千條留言。很多人在這裡宣泄著懷孕生子過程中的痛苦和被過度醫療的不滿，“先把產婦當個人看再談生孩子吧，又是沒指標不給剖腹產，又是禁止喂奶粉，自己身體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覺得段濤是在催生，“產科學科塌方跟我有什麼關系，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段濤?段濤

我們把這些聲音念給段濤時，他平靜地說了一句“正常”，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多元聲音的一部分，他理解這些多元的觀點並願意承擔因為呼吁發聲而帶來的壓力。

在交談中，他和我們聊到了他所親歷的產科從繁盛到衰敗的過程、當下的艱難處境，以及那些產科醫生作為個體痛苦但可能依舊是徒勞的掙扎。

以下是他的講述：

“整個科室都沒了”

前些天，上海浦東新區的一些產科主任們在一起開會，讓我講講產科轉型的事兒。會上，一個二十多年的產科主任，說著說著，哭了，說她們醫院的產科，最近被關了。醫院在重新裝修，院長對產科一直不是很滿意，趁著裝修這個時間，產科就關了，整個科室都沒了。

聽到那個產科主任說那些的時候，我很難受。產科雖然不受待見，但大多數在那個會上的產科醫生，都還挺愛產科的，他們一輩子做產科，也不會做別的。

產科關了，這群只會做產科的人，咋辦呢？

其實產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從去年開始，和很多產科主任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唉聲歎氣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萬，去年的時候，公開報道的分娩量，是902萬，少了將近1000萬。

?視覺中國

床位是在放開生育之後，政府出面要求醫院加出來的，現在分娩量少了，床還在。但這些床創造不出更多的價值，產科門診診室的數量和產科床位數量，在一天天變得更少。

對於這個24小時不眠的科室來說，一個孕婦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著至少要配著兩個產房醫生、一個麻醉醫生、一個新生兒科醫生、兩到三個護士。

在醫院，院長每天都要算賬，產科的收費這麼低，成本這麼高，麻煩這麼大，從各項指標來看，都不劃算，哪個正常的院長，會願意產科做大做強呢？

這兩年，和很多產科主任交流的時候，大家有一個普遍的困惑，產科越來越淪為醫院裡“老少邊窮”的科室，不被重視，不受待見，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輕人。

一般來說，醫院發的固定的收入，只占醫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掙出來。但現在業務量降了一半，還指望能拿獎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錢就不錯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總會想去一個朝陽行業吧，大家都要吃飯要結婚買房成家吧？這麼苦、這麼累、這麼多麻煩，還沒有錢，你又不是雷鋒，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會去選擇產科？

留不住年輕人的科室，是沒有未來的。越來越少的人願意選擇產科。病人量越少之後，新的產科醫生越學不到東西，他們能接觸到的臨床案例，正在急劇萎縮。

?視覺中國

對於年輕的產科醫生來說，病人量越少，越學不到東西，遇到挑戰的時候，越容易出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閉經指數”

我母親是產科醫生，我是在產房裡，跑來跑去長大的。

當時很厲害的婦產科專家是山東大學醫學院教授江森，那時的住院醫生和進修醫生，好多都聽過他講過“妊高征”。那時，科室裡還沒有投影儀和電腦，沒有講稿，就靠一支粉筆，江森教授可以洋洋灑灑講兩個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脫口而出，典故出處了然於胸，不僅是疾病，還講疾病的歷史和故事，還有自己的觀點。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應該有的東西。

我們這批六零後做產科的醫生，也算是趕上了一些黃金時代。剛起步時，大家也都看不起產科。但那時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願意做產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國際同行的認可。

?段濤

產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時候，是2016年的時候。社會籠罩在一種亢奮的“全面二孩”的氛圍裡，一個北京的朋友懷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團團轉，去了幾家醫院，都不行，打電話給我，讓我找北京的醫院問問。

那時，一個同事也來找我，說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婦在我們院建卡做產檢。同事說要“限卡”時，我有點糾結。

結果，去現場一看，很震驚。孕婦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緊張成這樣。當時一天要接待100多個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樣。

紀錄片《生門》裡的場景，也發生在現實裡，科室裡的電話隨時可能響起，“沒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嗎？”“板凳都沒有了，走廊都只能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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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那時候，有一個神秘的指數，在我們醫院流行，叫“閉經指數”。

我們醫院那時候有90多個產科醫生。年輕的住院醫生要輪崗，一輪到產科，月經都不來了，一回到婦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壓力就瘋狂成這樣。

那年，我們一婦嬰的分娩量，飆到3.4萬例，在全國來看，都是很高的。還好，我們當年“踩了刹車”，要不，超過4萬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負荷的數字。

這些可怕瘋狂的數字，也會增加醫療事故的隱患。我心一橫，那就限吧。但這一“限卡”可倒好，還被人投訴到上面去了，有次開人代會，產科建卡的事兒，還被拎到了會上。

大家開玩笑說，這是市委書記第一次講產科。在當時，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關注產科。正常情況下，院長們都希望多做婦科，婦科比產科的麻煩少，收入還高。而且即使醫院想擴大某科室的床位，衛健委也未必允許。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決定，要求醫院增加產科床位。

不僅從婦科這邊挪過去了一部分床位和醫生，也投了錢，專門支持產科。

系統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從一床難求變成一個人的“包場”。

大廳裡加的床被陸續撤走，病房由八人間改成兩人間，再接著，兩排病房只有一排會被使用，再然後，兩人間也開始住不滿了，現在有的時候，產房變成了一個人的“包場”。

前兩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說現在生孩子，產房裡，就自己一個人，包括手術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個人。

實際上分娩量下降的趨勢從2017 年的時候，就開始了。經歷了2016年亢奮的小高峰。之後，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個10%左右，到2023年是902萬。

疫情結束了，生育潮並沒有來，龍年到了，生育潮也沒有來，和生肖屬相比，年輕人更信星座。單純的龍年，不會有那麼多的增量。

產科還有一個存在很久的歷史問題，就是收費標准。

解放前，還沒有公立醫院的時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來。窮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後，大家去定接生的價格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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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縣級，或者是更下面的醫院，你給它定個高的價，怎麼能支付得起呢？歷史收費就已經很低了，哪怕後面再增加一倍，從50漲到100，不還是很低麼？

輔助生殖（一種采用醫療輔助手段使不育夫婦妊娠的技術）和產科的收費，是兩個極端。輔助生殖一開始進中國的時候，所有的藥材、耗材都是要進口的，收費價格都是按照國際標准來收的，一開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風險又不高，即使做失敗了，沒成功，也還可以收幾萬塊錢，你願不願意去？

但產科醫生的收入，是和這個收費標准掛鉤的。你不漲價，產科醫生的收入，就永遠上不去，永遠留不住人。漲價了，老百姓不滿意，本來大家就不願意生，接生的價格再往上提，就更不願意生了。這就是一個悖論。

對於公立醫院的院長來說，懸在頭上的另一把“刀”，是國考指標。國考設計的初衷是對的，鼓勵三甲醫院，能多看一些疑難雜症，多做一些手術，反映收治病例疑難復雜程度的CMI指數越高，四級手術（風險高、過程復雜、難度大、資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倫理風險的手術）越多。

很多地方，會拿“國考”結果，來考核院長，你不行，就把你換掉。但抱歉，對於以保障母嬰安全為第一准則的產科，它天然是CMI指數的敵人。預防做得好，並發症就少，不需要手術，更別提CMI指數。

在CMI指數之外，還有一個婦幼保健體系提出的指標，和CMI指數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產科要保證母嬰安全，降低孕產婦的發病率、死亡率和並發症的發生率。概括下來，就是鼓勵順產。

於是，形成了這樣一個怪現象，順產越多，越符合婦幼司的要求，但卻越在“國考”上虧。那麼，到底該聽誰的？

為了滿足“國考”，很多醫院，就開始卷“手術”，對於產科來說，就是鼓勵剖宮產，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宮產”一游。指標好看了，但孕產婦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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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院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醫保控費的政策。控費的核心是降費。比如，一個城市某個區域裡，順產、剖腹產費用平均數是啥，然後要求每年的費用的平均數要下降。本來，產科的利潤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間很小很小。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醫院覺得產科不劃算，就把產科關掉了。

但有些醫院，為什麼沒關呢？是因為有些時候，上面覺得，作為一個綜合醫院，是要有產科這個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緊的，關也就關了。

大家不是沒想過辦法自救。開一些新的營收項目，比如說像產後康復這種，好歹先自己養活自己。

但類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會被現實彈回來。想開項目，得先有錢購買設備，申請資金的這個環節，就先會被卡住。為啥？審批通過之前，院裡會先考核你的營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會被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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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科醫生來說，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困境，不是靠我們自己就能改變的。為啥大家會覺得無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問題，但你卻改變不了。

對於年輕的產科醫生來說，他不做產科，還可以做婦科，對於年紀大、還只會做產科的人，就很難很難了。

上兩天有媒體報道，一個三甲醫院的產科科室關停之後，醫院讓她去泌尿外科繼續上班，但她幹了兩個星期，就辭職了，因為“適應不了，心裡別扭，上班就哭”。

在這樣一個形勢下，產科醫生的轉型非常困難，大家都在緊縮，產科醫生越來越不被需要了。雖然目前還沒影響到正常的產科醫療，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產科更多地關停下去，產婦的就醫半徑會明顯地增加，就醫慢慢變得越來越不方便。

“救救產科”的那篇文章發出之後，好多人覺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產科已經跌到冰點，我不想我們在冰窟窿深處的時候，再想起來去解決，那時候就已經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沒有了產科，沒有人願意做產科醫生，誰來幫我們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