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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化学反应”维系的独立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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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空间——众创空间。如今创业热潮退却,共享经济来袭,“众创空间”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办公形态——联合办公空间。本系列走访了上海三个不同形态、不同背景和不同阶段的“众创空间”:新车间、WeWork、墨迩空间。本篇将介绍靠空间营造者一己之力艰难运营的墨迩空间。


  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倡导下,“创客空间”、“联合办公”、“孵化器”等各类名号的创业场所快速成长。在2015年6月,上海正式设置了“众创空间”这一企业类别。这既给了相关企业一个正式的“身份证”,同时又使得“众创空间”在房屋出租与业务办理等方面有了专门的渠道。

  与这种先有制度身份后被社会接纳的模式不同,美国最初的“众创空间”被人所熟知,是因为这类空间创始人能以一己之力开创商业类型。正如“创客之父”米奇·奥特曼(Mitch Altman)开创了最早的创客空间Noise Bridge, 麻省理工教授尼尔·哥申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创办了科技创业空间fablabs。这些例子也在提醒城市治理者,当希望“众创空间”能够带来大量创业时,首先不能忽视这一空间的营造者。本文将通过墨迩空间(more space)的案例,从营造者的角度来探查一个“众创空间”从无到有的过程。


  主理人

  “墨迩空间”的池勉更愿意用“主理人”来称呼自己。这一日系风格不卑不亢的称谓,似乎能够部分消解掉创业过程中的隐形负担。

  “本来就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建打理的,要是非给自己安一个CEO这样的名头就太装了,没必要。”

  池勉曾在大学外事部门工作,与国际企业对接的经历使她了解到联合办公将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后来,池勉接触了国内首家联合办公空间——2009年成立于上海的“新单位”。虽然,池勉曾打误撞进入一家财经类公关公司,终究因为不是志趣所在而辞职。最终,她在2014年开始做众创空间,其父亲作为天使投资人进行了第一笔投资。2015年开始,潘石屹和毛大庆等资本巨擘的高调进入,更使她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国内最早的联合办公空间“新单位”,图片来源: http://www.fashiontrenddigest.com/


  “上大学时,一位老师曾在课堂让我们自问在社会上最根本的位置。我写的就是‘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是受企业家父亲的影响。我确实觉得自己有将人聚集起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不是去找工作,而是提供机会让创造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天赋。”

  中国的“众创空间”以资本自上而下的垂直投入、快速扩张的模式为主。就像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开创两年就有数十亿估值,扩张到20个城市,78家门店。与之相比,池勉这样投入serious money(真金白银)精耕一个场地的独立营造显得十分另类。对她而言,去建造这个空间不只是一门生意,更像是一个探求的过程。整个空间建造和运营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池勉一人亲力亲为。从找场地,找设计师,监督装修施工,到后来的修管道等等,事无巨细,都需要“主理人”投入巨大的能量来解决。

  “当空间最终建好,终于可以招租的那一天,我甚至都没有做开业典礼。只记得当时远在新加坡的闺蜜跟我说她生了个孩子。我看着这个完成的空间,想,这就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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