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隐忧：村长要坐班吗？(图)

2017-05-28 | 来源: 澎湃新闻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当前中国乡村，乡村政治规范、基本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体功能、乡村共同体塑造、财政资源使用、自给自足经济与互联网下乡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战。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出现空心化和萧条化的同时，也发生着剧烈的经济分化。乡村治理中滋生出贿选、富人治村、刁民化和社会排斥等等问题。三农学者贺雪峰强调，在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元探索。探索的核心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农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贺雪峰的《治村》一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探讨了当下中国诸多重大而迫切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

　　瞿同祖、费孝通的等学者有一个结论：“皇权不下县”，乡村的治理靠宗族、乡绅的力量。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暂且不论，可以确认的是新中国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村长的身份具有模糊性，说是干部但没有编制，没有干部的福利待遇，拿的不是工资而是补贴；但说不是干部又具有官员性质的很多权力。今天很多地区的村官开始渐渐体制化，从兼职变专职，甚至还能像干部一样，离开乡土去别的地方做村长。这一变化，对农村到底意味着什么？贺雪峰对此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分析。

　　

　　2013年12月23日，浙江省丽水市，在青田县万阜乡万阜村祠堂里，工作人员在清点村主任选举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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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部：经济繁荣需要职业村官

　　2015年暑假到浙江绍兴柯桥区调研，发现柯桥区村主职干部工资竟然达到了8万元。注意，我这里讲的是村干部工资，而不是误工补贴，因为柯桥区正在推行村干部的正规化、职业化，要求村干部坐班，按时上下班。与柯桥不同的是，绍兴市的诸暨、嵊州、新昌村干部仍然是拿误工补贴，每个月的误工补贴只有1000多元。之前到宁波宁海县调研，发现宁海村干部同样是拿误工补贴，尤其是未担任主职的村干部，包括选举上来的村委和村支部委员，按每个误工补贴100元计算，每年拿到手的误工补贴可能只有二三千元。宁海县桃源街道村干部中，误工补贴最高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年全部误工补贴加上街道下发完成任务奖金也只有两万多元。诸暨市店口镇是诸暨经济最发达的乡镇，村干部收入相对较高，一般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可以达到3万元，但店口镇并未要求书记主任脱产，要求脱产坐班的是村文书，村文书每年的误工补贴也是3万元左右。

　　从历史上看，村干部从来就不是职业化的，也是不脱产的。1949年前的传统时期不用说了，1949年后，人民公社制度下面，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是指生产队，上面还有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行政村一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其收入与社员一样来自工分。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行政村设村支部和村委会干部，村支部和村委会成员统称村干部，有些地方还有村级经济合作组织（村经联社），绝大多数地方，村干部主要是村支部和村委会成员，村经联社主任由村支书或村主任兼任。村干部同样不脱产，分有责任田，根据工作需要按误工来计算补贴，一般村干部的误工补贴要远低于其从责任田中获得的收入。在一般农业型地区，在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之前，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自责任田的务农收入，村干部家庭有务农收入，同时比一般农户还要多一笔当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村干部的家庭收入在村庄中就一般属于中上水平，村干部就是村庄中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的人。

　　进入19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在沿海发达地区，其典型表现是乡村工业化，农业劳动力就地转入工商业，其中一部分农民通过办厂经商带头致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要远高于务农收入。由此，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就发生了村干部职业的不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