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明專制是窮途末路(圖)

2017-01-28 | 來源: 采桑子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3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中國走開明專制的道路是否能夠走通？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黃道炫給出明確答案：開明專制走不通。他2014年11月3日在《中國經營報》撰文《“開明專制”的窮途末路》，文章稱蔣介石試圖以開明專制治國，輕視法制建設，導致其反腐失敗。黃道炫以此證明，現代必須要加強法治，改變中國傳統的人治傳統，開明專制的道路走不通的。

　　蔣介石試圖以開明專制治國，輕視法制建設，導致其反腐失敗（圖源：VCG）

　　抗戰中後期，國民黨統治日趨腐敗。人才選拔道路壅塞，各級機關人浮於事，大小官員競相聚斂。國民黨統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缺乏一個鼓勵人才發展、監督官員行為的有效監督機制，是國民政府政治構架的致命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依據孫中山制定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長期實施訓政，即以黨治國，國民黨一黨獨大，各種監督機構形同虛設。

　　貪腐大案層出不窮

　　官員提升名義上通過組織層層選拔，但由於不具備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實際完全以上級的一己好惡為標准，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於下僚，無遷升之望，……因貪污被誅之軍人、公務員，為數頗多，而後來者仍毫不畏懼，群起效尤”（《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的局面。當時，國民黨內部一份有關山東黨務政務概括的報告，生動刻畫了山東地方高級官員的種種丑惡形象，實際也是整個國民政府統治區官場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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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領導能力又無真實信仰，對於下級早已失去領導作用；對縣黨部負責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擁護其個人，是否自己親近為標准，不以是否有領導全縣之能力與信仰為標准。甚或對於有能力有信仰之縣黨部書記長加以嫉視，無故撤換。對於轉發下級黨之經費，多不按時轉發，或借此以謀私利，或供其個人揮霍之需。”

　　貪污是國民政府吏治腐敗最明顯的見證。早在上世紀30年代末期，政府內的貪污腐化現象即十分猖獗，據1939年軍統重慶特區報告，他們秘密查獲的貪污不法人員包括交通部長張嘉、重慶衛戍司令劉峙、二十九集團軍司令王纘緒、第二十四軍軍長兼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等。抗戰中後期，各級權力機構貪污現象比比皆是，從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員到地方的保甲長，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揮霍浪費行為。當時重慶等大都市大小官員吃喝成風，如蔣介石本人所形容的：

　　“輿馬填塞於酒寮，柬帖紛馳於衢市……在一般社會，方苦物價之高昂，我黨政軍人員乃日食萬錢，無稍顧惜。”

　　在這種情況下，先後發生了幾起公布出來的大案，如黃金提價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農案等，雖然這些案件不一定是當時政壇中真正最嚴重的，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黃金案：1943年11月，國民政府為緩解通貨膨脹壓力，以向美購買的500多萬兩黃金作基礎，實施出售黃金，收回法幣政策，回籠貨幣，吸收游資。由於通脹愈演愈烈，出現擠兌黃金現象，國民政府不堪重負，財政部在不斷提高金價基礎上，又於1945年3月決定大幅提高黃金比價。但是，決定還未公布，這一經濟絕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機在調價前一日大肆搶購黃金，短短幾小時，政府差價損失即達幾千萬元。事發後，蔣介石當然在日記中表示：“美金公債與黃金舞弊案正在徹查中”，但最終只是象征性處理了少數有關人員，大部分責任者都被層層庇護，逍遙法外。

　　高秉坊案：高事發前為國民政府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他長期挪用稅款，囤購物資，1945年2月，又擅將公款700余萬元存入銀行。“該署經辦稅款保證金，竟無確實收入賬目可稽，開征已四年亦從未清查。”在孔祥熙漸告失勢後，高案被揭露。初被判處死刑，後復判改為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