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信息一再提醒我們：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各個民族和國家已被編織到一個巨大的網絡之中，全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裡。確實，國際之間的人才流動越來越自由，跨國或者跨洲際的國際共同體正在日益沖淡族國之間的界限，特別是互聯網時代把人們的時空距離一下子拉近了。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民族戰爭和民族爭端仍然時有發生，有分裂傾向的民族主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險因素。英國的安東尼•D•史密斯曾經論述了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並存的局面短期內尚不容易消失。現代人大都處於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沖突的夾縫中面臨著價值選擇。尤其是留學生，在雙重文化影響下，他們靈魂深處臨歧徊徨的價值飄忽，更是嚴峻。笑言的長篇小說《沒有影子的行走》裡的人物命運與人生際遇就是在這兩種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展開的。
小說主人公曹嘉文具有濃厚的的族國情結。剛移民加拿大時，與老家是聖地亞哥的絡腮胡子就進行了激烈辯論。絡腮胡子說他喜歡加拿大，住在加拿大，加拿大就是他的家，為什麼還要提智利的老家？加拿大才是他的祖國呢。 曹嘉文憋不住跟他辯論：“我最看不慣數典忘祖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他可以在地點上離開，卻無法在心靈上背棄。中國是我的祖國，加拿大是我的選擇，我來到這片土地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我對祖國的熱愛卻並不需要解釋。”曹嘉文也對詹妮弗說：“我們中國人很講傳統和故土，我們忘不了黃皮膚黑眼睛。不管離開多遠，長江黃河永遠是老家。” 有一個中國人到加拿大後，一獲得加拿大國籍就去了美國，曹嘉文挖苦說：“他去美國不過兩年，拿的還是加拿大護照。可說起話來，好像祖祖輩輩都在美國，比美國人還美國人。”但是，美國人不這麼想，在美國人眼裡，他永遠是中國人。李文和不是個很好的例子嗎？他努力進入了美國的所謂主流社會，結果還不是一樣被人家踢了出來？中國人對於西方社會，終究是外人。
愛德華•W•薩義德在《知識分子倫》中說：“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留學生大多年輕有為，頗富才華，精神敏感，他們來到異邦，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主動的精神流亡，意在流亡中獲得更大的自我。但這種覺知往往是分裂的：一方面，看到了兩種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西方文化可能更適合自己的發揮和自我的實現，另一方面，卻又在西方文化的排斥中不得不尋找民族主義的溫情以得到安慰。
他們都看到了加拿大的一些優點。一些事實和現象可以說明。何芳設計的產品獲了大獎後，她的老板封鎖消息，何芳很為難去談，湯姆則很驚異地看著她問：“這樣的事為什麼不去找老板當面談？……當然是談錢，要求加薪和獎勵啊。這是一個公平的國家，付出了就要有所得。”西方更注重個人的合法權益，而中國則對個人的東西缺乏覺醒，這與中國人傳統上對待金錢的觀念與教化有關。華僑服務處主要是想為中國老年人建立一個社交場所，老年移民人數少，辦不起班來，所以他們也歡迎探親的老人去聽課，湯姆說：“這是不對的，政府的撥款不應該用於其它目的。我們納稅人交的錢不該這樣花掉的。”在他們的眼裡，個人的義務與權利是對等的，不能將個人的義務高高地壓制個人的權利，個人有監督的權利。曹嘉文投訴了管理員一向蠻橫惡劣的樓道管理員，使得房產公司正式道歉。在加拿大游人很多的地方，還能保持十分整潔的環境，而在國內，連天池、阿裡都不能保持原貌。當地的居民操著普通話、廣東話甚至英語圍追堵截著游客，白色污染毀壞了人們心目中的神聖。你要跟國內的人講這裡環境好，人家不罵你賣國賊才怪 ；這裡的小孩子那麼小就知道香蕉皮不能亂丟。加拿大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種更尊重個人權益、相對來說更文明、更公正的文化，具有某些方面的強勢。
留學生們到加拿大開辟新的疆域來實現自我，一方面是基於西方更加自由的空間的向往，另一方面基於對中國一定程度的失望。小說隱隱約約地傳遞出這一信息。“假公濟私的竅門，中國人沒有不精通的。別說高官巨賈，就連一般的小老百姓，也知道把單位的紅頭信紙拿回家給孩子做作業，出了國的則把公共廁所的手紙卷回自家的衛生間。”假公濟私和官本位文化是十分醒目的。中國有些人在很多正式場合居然不穿西服，而代之以五花八門的夾克和T 恤，盡管都是名牌，卻顯得不倫不類。中國的教育考察團考察成了變相的旅游。考察團一行六人，全部男性。四個中專校長年齡都在五十歲開外，教育廳派的領隊和翻譯年輕一點兒，看上去不到四十。考察團考察完學校，然後考察風景名勝，考察賭場並親自實踐，考察夜總會並親自按摩，可謂“深入地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本質”。所描寫的他們的行為很符合中國國情。在加拿大的旅游勝地尼亞加拉瀑布的一段描寫非常出色：
“考察團的同志們興致勃勃，同一個位置，同一種打扮，甚至同一種表情，輪流上場，請曹嘉文替他們拍照。誇張的時候，曹嘉文脖子上掛著六個傻瓜相機。老萬開玩笑說，再穿一件到處是口袋的馬甲就更像攝影記者了。曹嘉文搖頭說不像，怎麼看都像賣玩具照相機的。”
（曹嘉文和老萬）“把客人們拉到各個景點參觀。本來六套西服站在一起就挺扎眼，再加上他們在每一個地方都要攝影留念，單人的、雙人的、合伙的、分組的、集體的，名目繁多，招搖過市。更有趣的是行動整齊劃一，上廁所也是一排六件西服，醒目得很。”
非常的中國特色，具有豐富的隱喻意義。
留學浪潮的高漲可以說是希望與匱乏雙重處境結合的產物。新移民到加拿大以後，都拼命地希望擠入主流社會，努力在新的土壤裡落地生根。加拿大的移民簽證，照字面直譯就叫“落地紙”。曹嘉文和蘇南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做白領，老萬頭腦靈活抓住機遇開了移民公司，而稟賦著東方女性特有溫良品質的何芳嫁了洋人，生了可愛的混血兒子，在事業上更是一帆風順……他們每個人都努力使自己融入主流社會。何芳甚至教育曹嘉文天天換領帶，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當然要入鄉隨俗，融入主流社會！ 強調這正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要慢慢適應。
但是，他們真的“落地”了嗎？不！“他們的‘洋派 ’終究不能徹底，而對於故鄉，他們已是異類。”他們是在民族的縫隙中漂泊著的一群。他們加入了全球化的潮流，又被全球化挾裹著，找不到自己的根基，沒有自己獨立的文化勢力。隨著社會的發展，即使產生了全球化文化，也只是一種沒有傳統和時間歸化的弱記憶文化，一種游弋不定的文化，也只能是虛構的神話。所以，這個群體的惜惜惶惶，主要是找不到精神和靈魂的家園。對於他們來說，民族的記憶主要就是身邊的中國人和日常生活的夾縫裡同族人偶爾使用的中文。小說有一段寫老萬在上海老家登上東方明珠電視塔時的感受：
“登上468 米的東方明珠電視塔，指指點點，環視整個上海的時候， 他覺得上海在氣勢上絕不亞於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都市。對故土的依戀，對文化的歸依，懸浮在這空曠的高空。人生的道路，往往是由環境決定的，自己的選擇，無非是大前提下的自我安慰。老萬的記憶倒是被老人們喚醒。那時候住在狹窄的弄堂，他跟著媽媽到菜市場買菜，雞毛菜幾角，豬蹄膀幾塊，至今還記在心裡。大白兔奶糖是考了雙百才有的獎勵。難得去老城隍廟吃幾次小吃，回回不重樣。南翔小籠、喬家柵點心、王家沙點心、油汆饅頭、生煎饅頭，還有很多忘了名字的。熟悉的房間，熟悉的家具，只不見了他的舊床。當年他結婚擠在家裡，床的質量不好，總是吱嘎吱嘎響，搞得他早晨起來沒有面子。老萬太太幹脆管那床叫“計劃生育床”，監督他們，少幹壞事兒。”
是啊，他們依靠記憶恢復了民族感受，心靈深處最溫柔的領域。但，他們“對故土的依戀，對文化的歸依，懸浮在這空曠的高空”！這是多麼精妙的隱喻！
老萬有著很濃的母語情結。他一方面需要運用英語作為交際工具，另一方面又想永遠勿望中文作為自己的根基。老萬反思：“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也離不開自己的母語嗎？” 他們認同的焦慮同時也遺傳給了孩子。孩子是沒有民族記憶的，為了維持孩子的國家、民族的認同，唯一的方法是想辦法讓孩子學好中文。老萬最憂慮的是：“中文對於孩子們，正像他們對於父母，越來越遙遠。”小說有一段說的很好：“出國的人，很少不打孩子的旗號。都說自己出不出國無所謂，千方百計出來是為了孩子的前途。孩子生活在這裡，遂了大人的心願。可孩子們多半再也不會回到中國去生活了，他們何必要費那麼大勁兒學中文？有意義嗎？英語和法語已經夠他們應付的了。上學是外語、電視節目是外語、小孩子之間的玩耍還是外語。跟同學相處的時間比跟父母親近的時間多得多……”“大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同時擁有兩種文化。這種企圖自己都實現不了，孩子又怎堪重任？大人的職責是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子孫後代的義務。” 孩子的頂撞：“別老說你們出來是為了我，我壓根兒就沒有選擇過。你們自己放棄了中國，現在憑什麼要我說中文？如果說愛國，你們幹嗎熬著盼著要入加拿大國籍？” 這不僅僅是情緒性的語言，也確實令我們深思！詹妮弗不也說嗎？“你們很奇怪，平時你們中國人自己在一起，老愛說中國的壞話，可別人說你們中國不好吧，你們還挺惱火。要說你們愛國，你們又千方百計辦移民，逃也似的離開自己的國家。我真搞不懂你們這些中國人！”
他們是永遠矛盾著的一群，精神價值分裂了的一群，是被價值選擇懸在空中的無所依傍者！“故鄉是永遠的，傳統附麗於那片土地。一旦走開了，再說什麼都沒有臨場感。他悲哀地發現自己已經被自己的傳統除名，也許那個智利人說得對，幹脆拋棄自己的傳統，換成加拿大的，才會快樂。傳統是游子的影子，一個沒有影子的行走，接下來的，必然是孤獨。於是，他明白了，他渴求蘇南、渴求何芳的願望何以那麼強烈，他是在為自己尋找一個可以匹配的影子。”
薩義德說：“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新移民的出路不是執著於一端價值的抉擇，而是要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面對自我本體的實現與生命感受的最大敞開。實際上，我們每一次身體的轉移都是一次“被拋”，一生中我們不知要面對多少次“被拋”狀態！那麼，每一次“被拋”就應該是一次新的“開始”。薩義德在《開始：意圖與方法》（Beginnings :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中深入探討了“源始”（origin）之不可能及“開始”的意義，主張沒有神化的、單一的、特權的“源始”，而是不斷重新檢驗的、復數的“開始”，這些“開始”不僅因應不同情境的需求而產生，而且是“產生意義的第一步”。因此，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獨一無二的權威崇拜，著重在不同歷史情境、社會背景、文化環境、政治脈絡下所開展的新意。也就是說，傳統、民族、國家曾經是我們的“源始”，但不要把它當作沉重而冗長的辮子或者夢憶而阻礙了自我更加豐富而充盈的人生體驗的發展。我們能夠有主動的“被拋”，為什麼不能有主動的“開始”呢？
小說的反思是極其深刻有力的：“文化是根植於傳統的，傳統離不開孕育它的土地。堅持與生俱來的傳統，又走在別人的土地上，結果只能是孤獨。這孤獨可能很淒美，但注定不會有結果，兩種傳統相互拋棄相互扼殺遠比相互接納相互扶植來得容易。”前言也寫到：“兼顧兩種文化始終是移民美好的願望，同時也是他們痛苦的根源。傳統文化是游子永遠的身影，沒有影子的行走，艱難而怪異。移民只屬於自己，堅硬的靈魂下面，他們的‘洋派’ 終究不能徹底，而對於故鄉，他們已是異類。”其實，表面上看，他們的行走是沒有傳統的影子的，而實質上，在靈魂的底層，傳統的影子、傳統的因子已經深深地內化並積澱下來了，他們每個人都拖著過於沉重的、冗長的傳統的影子在負重而行。因此說，他們的“沒有影子的行走”，其實是一種“拖著影子的行走”。
蘇南父母的話永遠教人放心：過得不自在就回家來。“可她知道她不會回去了，她離開那塊土地費了多大的勁兒啊！也許這就是代價吧。她堅信自己不會被自己追尋的文化所拋棄。她深諳這個社會的法則。”蘇南的去國也許更艱難、更決絕，所以，她的影子或者傳統的辮子可能更少一點、更短一點，但她過於認同“自己追尋的文化”，很可能會喪失自我。在不同的文化環境裡，要學會超越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開始”中產生“意義”，而超越的唯一基點是“自我”，讓自我充分地展開。尊重自我的生命感覺而不為文化所累，讓自覺的個人意識在堅硬的族國意識的外殼內部發育成熟並且突破外殼，外面的陽光就會眩目地沐浴著你。
誠如小說作者笑言在前言裡所說：“終極意義上的超脫也許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個體超越傳統、超越族國的價值觀念，作為一個形而上的終極標准，應該是明確地存在著的。這一終極標准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各個民族和國家的人來說，都具有久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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