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江青罪行的人晚年结局很凄惨

2016-08-28 | 来源: 嘉崎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文革遭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以江青的个性，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早做准备。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些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旋涡，一些普通人的人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A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后来是许建国将他要到外交部工作。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做不同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A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式滚动式审讯。

　　两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建国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九十度，然后A对许建国主审。

　　A说：“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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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建国：“当时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还没有定为反党分子，他要我调查有关江青同志的匿名信，我当然要听从命令，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件事当时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去年，周总理向我询问此事，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A说：“你老实交代，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党员同志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率领着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和同志们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出来定性。

　　许建国当然不肯承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我是在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后，从监狱中救出来的，没有办任何出狱手续。”

　　A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还敢狡辩，许建国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诬陷你，你看这是什么！”

　　A将一份发黄的报纸甩到桌上，被摁成九十度的许建国看清那是一份1930年的《湖南清乡工报》，上载有《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正结案一览表》上第三栏写着杜理卿（注：即后来改名的许建国）3字，旁边注明“朦请自首”4个字。

　　许建国马上反问A：“你也曾跟着我干了多年公安保卫工作。你说说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能够作为直接物证吗？‘朦请自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我再次重申，我绝没有自首变节行为，这一点同狱的向仲华同志和江华同志都可以证明。”

　　A冷笑：“向仲华、江华，告诉你，这两个人中央也定了性，也是叛徒。许建国，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