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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強國思維下的民族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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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初,新疆阿克蘇地區中級法院政治部原主任、審判員甫拉提·丘瓦爾因為“為危安、暴恐犯罪嫌疑人開脫罪責、減輕刑罰”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民族問題再引發外界熱議。《外交學者》刊文稱,最近新疆法官被處罰事件表明中國政府拒絕調整其現在的民族政策。也許在不久之後的將來,這種強國思維會持續體現在中國政府處理新疆和西藏分裂勢力的政策之中。


  近幾年,中國的民族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民族暴力事件屢屢發生,例如,2014年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和2013年天安門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藏族和維吾爾族人與漢族之間惡化的民族關系。

  雖然中國的民族政策受到來自國際媒體和人權組織的批評,但是面對國際壓力和國內的在民族關系問題上的挫敗,中國政府依然堅持其處理民族問題的方式。


  2015年,中國發布《新疆各民族平等團結發展的歷史見證》白皮書,重申“新疆的發展進步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實踐”。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開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授予少數民族制度上的自治權。通過實行該民族自治制度,少數民族政府在金融、教育和文化發展等方面具有相對獨立的立法權。

  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有兩個特征:首先,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政府必須在政治上從屬於中央政府;其次,區域自治必須有利於國家統一。因此,其實這種區域自治是建立在中央政府批准的基礎之上的。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其民族政策的正確性,但是關於民族政策的爭論在近幾年日益活躍起來。統戰部前副部長朱維群表示,現有處理民族問題的方式存在嚴重缺陷,他認為現在的民族政策主要集中於政府引導下的發展,不能解決民族問題,他強調應該更加注重“自願,主動的民族混合與融合”。

  最近幾年湧現出一個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派別,該思想派別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帶頭,提倡取消中國居民身份證的“民族”一欄,不再強調民族認同感而更加強調國家認同感。

  改革中國現代少數民族政策的議題源於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在此問題上的討論。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楊聖敏在《中國少數民族雜志》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新疆騷亂歸因於西方勢力的誤導,新疆分裂勢力根源於步入歧途的發展模式,新疆的問題的產生不是由於欠發達,而是因為不平等的發展機遇”。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和清華大學的汪華(音譯)也提出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少數民族問題是在西藏和新疆快速現代化與世俗化的結果,要處理不平等發展機會,中央政府的援助應該面向整個欠發達地區而不是局限於特定的少數民族區域。


  據稱西藏與新疆一直都是美國用來遏制中國崛起的籌碼。中國政府曾在各種場合表示,美國勾結藏獨勢力煽動西藏問題。因此,西藏和新疆的少數民族問題從來不是單一的國內問題而是與境外勢力密切相關的。由於擔心西藏和新疆民族問題會使美國在戰略競爭中占得上風,中國一直在尋求可靠的方式解開僵局。

  《外交學者》刊文稱,西藏和新疆普遍存在關於土地掠奪、環境破壞和宗教信仰的被剝奪的抗議,這也是中共在當地推行現代化進程的副產品。

  雖然面對上述種種愈演愈烈的民族問題,中國仍然堅持其民族政策是合理而正確的。這主要是源於中國的歷史思維,鄭永年教授在《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現代化、身份認同與國際關系》一書中表示,中國人在用內亂與外患的詞條來描述中國作為單一民族國家遭遇到的嚴重危機。

  所以從此種歷史思維出發,中國政府始終把內部分裂勢力與國際勢力聯系在一起也不難理解。作為內亂的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威脅到中國政權存在,也將招致外患。雖然中國現在不會像近代中國被國外勢力瓜分,但是依然可能失去其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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