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后的危局：权力结构不稳

2015-03-29 | 来源: 荏苒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咸丰末年，留下肃顺等辅政八大臣与两宫太后，意图双方互相强制，确保同治同治。然而，同治初年，先有辛酉政变，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等人，打倒大老虎肃顺“八人帮”形成两宫垂帘、恭王辅政的格局。

　　同治皇帝

　　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错的态势，注定了叔嫂之间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这种权力错位，引起的权力不稳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晚清政局，体制内改革的一次次失败也多由于此。本文选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3月16日，作者王学斌。

　　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英伟达GTC 2024: 绝对霸主的权力与遥远的野心(图)

拜登与岸田峰会标志着美日安全同盟结构升级

“23条”的前世今生：三十年来民意与权力的较量(图)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