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 占中運動公民抗命溯源公眾利益

2014-11-25 | 來源: 星島日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作者：何良懋

　　香港有占中，卑詩有占山。反對擴建油管及支持環保的民眾，一度占領卑詩本拿比山康德摩根（Kinder Morgan）勘探建油管的山頭，而油業巨擘康德摩根申請得法庭禁制令清場，重新開展勘查油管路線工作。

　　情節是不是跟香港占中的大同小異？香港執達吏本周二完成張貼禁制令，「占旺」清場逐步進行；本拿比警方在禁制令上周一生效後，把封鎖線范圍內的人抬走，沖突未停過，被捕者逾60人，包括環保名人大衛鈴木之孫。大衛鈴木上周六親往山頭打氣並指騎警的行動不能超越法律。

　　繞道法院而尋求禁制令

　　這些「占山」者目標清晰，力阻油企勘探，亦即不欲輸油管建在本拿比山，以免為禍環境。《溫哥華太陽報》專欄作家穆格魯（Ian Mulgrew）周一表示，以往法官遇到類似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事件，都不簽署禁制令，不欲法庭禁令淪為警方執勤的擋箭牌。穆格魯分析，私營企業按政府政策行事，民間公司致力拓展業務的對手該是民選政府的官員，康德摩根明明可召警處理「占山」而不為之，繞道法院而尋求禁制令，換言之，簽令法官原應置身事外，現成為石油巨企和不良政府的壓制工具，無形中壓縮甚至窒礙公民抗命空間。

　　近月因著香港占中事態發展，很多人誤以為「公民抗命」等於明知不法而犯法，曲解占中者以自己利益為中心而侵犯其他大多數人福祉，帶著有罪的眼鏡審視占領運動者。這是不公平而又不理性的先入為主觀感，難以看清占領運動的政治倫理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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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抗命是否一定要非暴力

　　公民抗命，一般理解為「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這也是現代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定義。羅爾斯可算當代對「公民抗命」提供著名的系統性分析與辯護，但他對「公民抗命」的分析也惹來批評，譬如對「公民抗命」的理解過於狹窄，引申出來，到底怎樣的公民抗命才是合乎正義或合理，包括公民抗命是否一定要非暴力？是否一定要公開？參與公民抗命的人是否必須自願接受懲罰？等等。在香港占領運動界對此現仍莫衷一是。

　　公民抗命往往又稱公民不合作運動，最早源於美國立國初期，東北部民眾回應政府徵稅等措施的異議聲音，代表人物是《華爾騰湖》作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公民抗命原因在於法律條文不合正義，或行政措施違反民意，公民群集表示不願遵從的行動，自覺不守法而目的希望改變不合理現狀，以個人抗命來喚起群體共鳴，一起打造更好的社會。

　　一般解說，都指出最具體的公民抗命例子是印度聖雄甘地(M.K. Gandhi)，於二次大戰前後在印度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他為了爭取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獨立國家，發起不遵守英國統治的運動。他宣揚的理念是，呼吁印度人拒買英國貨、拒絕繳稅、不把錢存入英人所開銀行，並拒服公職。甘地據理呼吁，行動上以平和方式實踐，是公民抗命最佳范例。所以那些根本不擾民的，也就不屬於公民抗命了。

　　民主國家容許出現公民抗命

　　有人認為，公民抗命意在抗議某些法律或政治上的決議，有道德上的理由，且基於多數公民的正義感，屬非犯罪或革命即不算違法。基於這種觀點，民主國家容許出現公民抗命，但在法律或政策修正前，從事抗命者仍須依現行法律或政令行事，主要是自動承擔法律責任。檢驗目下占中或占山者的「行事出發點」，這些說法，讓我們有多些角度評斷誰是真正的公眾利益守護者，才不會簡化表面證據即判定抗命者的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