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之死:跨越半个世纪的公私合营复活

2026-03-27 | 来源: 楚楚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家企业——苏宁。2025年的苏宁，看起来还活着，但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门店还在，品牌还在，促销还在，可财报已经把真相写得很清楚：2025年，上半年营收258.95亿元、净利润4869万元，表面上还在喘气，可全年业绩预告却显示，归母公司净利润预计只剩5000万到7500万元，扣非亏损反而扩大到41亿到46亿元。说白了，苏宁并没有恢复活力，而是被一套外部输血、资产腾挪和结构性维稳的机制硬生生吊着命。

关于苏宁，外界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苏宁是因为张近东判断失误，盲目扩张，踩雷了恒大，又赶上电商冲击，最后资金链断裂，被迫引入国资，最终失去了控制权。这个说法当然不算错，但它只说对了表面那一层。

苏宁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投资失败”的故事。它更像是过去十年中国商业环境里最典型的一幕：一家原本高度市场化、由创始人牢牢控制的头部民企，在出现流动性危机之后，并没有等来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化重组，而是被一步步推入一种更熟悉的轨道——地方政府兜底、国资基金入场、创始人交出经营权、公司进入“无实控人”状态，然后在表面保留品牌、保留团队、保留体面，实际上完成控制权的转移。

说得更直接一点，苏宁不是简单地“被救了”，而是被一种更温和、更现代化、也更难被外界一眼看穿的方式处理掉了。

它不像过去那种粗暴的接管，不会直接挂个牌子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归公”。它会保留张近东的名字，会让你看到他偶尔出来开会、讲话、安抚供应商，甚至还给他留一个“名誉董事长”或者“创始人”的体面位置。但真正的财权、人事权、融资权、资产处置权，早就不在他手里了。公司还叫苏宁，门头、员工、供应链都还在，但那种属于第一代民企老板的绝对控制时代，已经结束了。

而且，这不是苏宁一家公司的偶然遭遇。

如果我们把苏宁和海航、恒大资产处置、万达、雨润，甚至阿里近年来股权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变化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一家大型民企掌握关键资产、流量、渠道、土地或者物流网络，同时又出现了现金流危机，那它往往就不再只是一个“市场主体”，而会迅速变成一个“系统性风险对象”。一旦被定义成系统性风险对象，它的命运就不再由老板、股东、董事会和市场来决定，而是由更高层级的稳定政策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宁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个失败案例，而在于它太典型了。它像一个被完整解剖过的样本，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当民企做大到一定程度，失去的可能往往不只是利润，不只是估值，而是企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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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近东不是输给了市场，而是输给了“不能倒”的强硬

很多人讲苏宁，喜欢从电商冲击开始，说京东起来了，拼多多起来了，线下家电卖场模式老了，苏宁转型慢了，所以张近东输掉了。这种说法看上去很顺，但其实只适合讲商业课，不适合解释现实。

因为如果苏宁只是单纯商业上落后，它未必会落到后来那种局面。真正决定它命运的，不是“模式老不老”，而是当它开始出现风险的时候，它已经大到不能按普通民企的方式去死了。

苏宁不是一家普通零售公司。它背后是全国性的门店网络，是大规模仓储，是成熟的物流系统，是地方就业，金融机构授信，供应商链条，是地方税收，是地方政府眼里的“门面型民企”。这种企业一旦暴雷，不是老板自己赔钱那么简单，它会牵动一连串银行、信托、上下游企业，甚至会影响地方信用环境。

也就是说，当苏宁开始出问题的那一刻，它在制度意义上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张近东私人企业”了。

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底危机刚露头的时候，张近东做出的第一个关键动作，不是直接向地方国资求救，而是把苏宁控股集团的股权质押给淘宝软件。很多人把这个动作理解成“找老朋友借钱”，这当然有一层人情和资本联盟的意味，但更深的一层，是他在拼命拖延国资正式入场的时间。

因为张近东很清楚，一旦国资真正带着“救助方案”进来，问题就不再是借多少钱、还多少钱，而是谁来决定公司以后怎么活。民营资本之间的质押、借款、可转债，哪怕条件再苛刻，本质上仍然是交易，是可以谈判、展期、或者换结构的。但国资的救助，尤其是在这种地方层面的系统性风险里，往往不是纯财务动作，而是带着明确治理目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