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从易烊千玺的表演看残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与生命彰显

2025-11-17 | 来源: 华夏时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小小的我”，真正的人——从易烊千玺的表演看残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与生命彰显

李筠

随着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五慢症”患者刘春和一角捧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杯，中国电影的残疾人形象塑造，由此完成了一次文化跃迁。

刘春和——这个在爬楼梯的踉跄中登场、在含混发音里倾诉、在扭曲肢体上绽放生命韧性的角色，化为易烊千玺艺术生涯的极致突破。而更具价值的是，残疾人形象从“符号化标签”走向了“生命化主体”。极具影响力的青年演员与残疾人群体在艺术中邂逅，主流大奖对残疾人题材郑重肯定，激起关于生命尊严、艺术本质与社会认知的层层涟漪，让我们重新审视：当艺术直面残疾，究竟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怎样的启迪与革新？

电影《小小的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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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塑是表演艺术对生命真相的直抵

刘春和这个艺术形象，构成了对易烊千玺表演艺术的考验。

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永远都不是对自我形象的固守与美化，而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深度潜入与真诚再现。易烊千玺对刘春和的塑造，被部分舆论简单冠以“自毁形象”的标签。站在艺术哲学角度看，这是割裂表演艺术与生命本质关联的浅薄认知。在任何生命面前，表演者都不存在“自毁”，而是进入这个生命体，去完成一次经过生命体验的重新塑造。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没有“自毁”的演员，只有“重生”的角色。演员的使命，就是褪去自身的所谓人设标签和个性特质，让另一个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呼吸、悲欢、挣扎、生长。

1956年，安东尼·奎恩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成为影史不朽的经典。这个驼背、独眼、耳聋的畸形者，在奎恩的演绎下，没有沦为单纯的丑角或悲情符号，而是成为兼具野性与温柔、偏执与纯粹的完整生命。奎恩从未将这次表演视为对自身形象的破坏，而是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的命运轨迹中。这个形象之所以今天依然震撼人心，正是因为演员放弃了对“完美形象”的执念，选择与角色的生命深度共振。

易烊千玺在刘春和这个角色的创作上，延续了电影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从影片开篇爬楼梯的第一个镜头起，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刘春和生命的载体：佝偻的脊背承载着命运的重压，含混的发音倾诉着内心的渴望，扭曲的步态丈量着生存的艰难，紧紧抠住扶手的手指凝聚着对尊严的坚守……如果把这些理解为刻意为之的“丑化”，不是浅薄便是无知。这样的塑造实现了对一个“五慢症”患者日常生存状态的真实还原，是演员将自身完全交付给角色的艺术勇气。

相较于易烊千玺以往塑造的角色，刘春和的残疾特征对表演提出了极致要求。《少年的你》中的刘北山，带着青春期的叛逆与脆弱，其情感表达有着强烈的爆发力；《满江红》中的孙均，藏着江湖的隐忍与决绝，其魅力在于克制中的张力；《长津湖》中的伍万里，有着青年人的懵懂与成长，其表演贴近大众对青春的认知。上述这些角色对易烊千玺来说，无论是性格把握，还是情感拿捏，都处在其作为角色同龄人可掌控的范畴。而到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不得不面对如何突破身体表达常规逻辑的问题。“五慢症”患者的肢体动作绝不能被当成是简单的“不正常”，而应看到其自身生理节律与情感的关联；其语言表达也不能单纯理解成“口齿不清”，而应发现其思维与生理限制不断纠缠的复杂交织。易烊千玺不仅精准复刻了“五慢症”患者的形体特征，更在拍摄期间每日承受身体的酸痛与疲惫，收工后需通过复健与筋膜放松缓解肌肉紧张。这种付出，超越了表演技巧的范畴，进入了表演艺术必备的生命体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