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让邓小平震怒他斗胆触碰中共死线

如果问共产党统治中国前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什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为什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独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产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

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饥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饥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饥荒的正式死亡数；对于饥荒原因却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大饥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饥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饥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饥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于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给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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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著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饥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产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着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于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且置于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饥荒到文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O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数据。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产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