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税道歉: 人头税重压,南宋"愚民"不肯生养孩子

秦制时代的原子化百姓，没有任何与朝廷正面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是基本常识。南宋自然也适用这一常识。

朱熹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乃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南宋国土面积不如北宋，但财政数据显示，宋孝宗时代的汲取总额，已直追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代——须知，此时距离靖康之难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远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南宋时，也说它是个“取民无艺” 的政权，汲取百姓血汗毫无节制。

南宋“取民无艺”的典型证据之一，是被北宋朝野视为暴政、在真宗与仁宗时代一度被取消的丁税（丁身钱），在南宋又以各种名目重新冒了出来。百姓的负担随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据南宋地方志《嘉泰会稽志》卷五《赋税》提供的绍兴府新增税赋资料，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南宋的绍兴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贯文的税赋负担，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于是，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说，浙东百姓苦于人头税，已经开始拒绝养活新生儿了：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现下，许多浙东百姓生了儿子不肯养育。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经常听百姓们说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给朝廷缴纳紬绢，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会发愁没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他们生了女儿也不养。总之，百姓杀子的原因，是朝廷赋税太重导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严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养活。与该诏书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乡村人里的第五等，城里人里的第七等（官府按资产多少给百姓家庭划定了等级），这些贫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无力抚养，每个孩子可向官府领四千文“免役宽剩钱”。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应地方官员奏请，准许自孕妇怀胎第五个月起，无论贫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杂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顾产妇与婴儿。此外，南宋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举子仓”。仓库的粮食，专门用于救助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标准是生一个孩子“给米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

中枢频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养的政策，意味着生子不养这种情况。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引起朝野重点关注的广泛现象。

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来美好，并未真正改变南宋百姓养子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在宋孝宗时代，“民不举子”仍是南宋社会极为严重的问题。乾道年间，在处州（今浙江境内）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称“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人头税收得太狠，处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过提刑官的郑兴裔，也有一道给孝宗的《请禁民不举子状》，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杀害子女。奏章说：“生子恒多不举”这种风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剑汀邵四州”最为严重，原因是“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郑兴裔告诉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两年了，这两年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父母杀害子女的惨剧，“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他提供给朝廷的对策，是恢复本朝“杀子孙徒二年”的律例，发动民众举报，“告官审实，以犯人家财给之”，若举报属实，便将“不举子”家庭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