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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 米尔斯海默:我不是好战分子 中美之战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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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动一战是理性的,日本突袭珍珠港是理性的,就连在二战期间日本在东亚的大战略(1931/9-1941/6)都是理性的”——这是美国着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在新书《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里的最新“爆论”。


正是这样一位美国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批评美国政府不应该把时间精力枉费在俄乌危机和中东,而是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多年来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坚持中美竞争“必有一战”的米尔斯海默,不仅活跃在国际政治舆论空间,还在中国高校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近日,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栏目连线米尔斯海默,就德国日本在战争中的“理性”行为、美国在北约东扩、推广自由主义霸权中的“理性决策”,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展开讨论。


缺乏道义的战争决策也是理性的?

观察者网:您在《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中的观点颇为新颖,甚至有些令人惊讶。您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理性的,这在西方无疑是一个既大胆又充满争议的观点。除此之外,您还提到,许多被指非理性的大国行为实际上是理性的。您列举的实例包括一战前七月危机期间的德国,以及珍珠港事件前夕的日本

那么,您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是什么呢?在您的书中,理性和非理性似乎是个中性的词汇。但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理性和非理性并非中性,而是对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不道德的判断。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给出我的定义之前,我想先阐明两点。

第一,理性与道德并无关联。一个国家可能奉行从根本上讲不道德的外交政策,可能决心屠杀另一个国家的大量民众,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不理性的。道德与理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你当然可以判断什么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但这与理性无关。

我要阐述的第二点是,很多人往往将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定义为不理性,而将自己喜欢的政策定义为理性。这是不对的。首先需要明确理性的定义,然后才能判断政策是否理性。


我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多年来,我虽然对许多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我仍然认为它们是理性的。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最初15到20年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我曾反对这一接触政策,但我认为它是理性的,因为这是基于合理的理论制定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让我来定义一下,我和本书的合着者塞巴斯蒂安·罗萨托认为的理性是什么。




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连线米尔斯海默视频截图

第一,个体在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需要考察个体心中是否有理性的政策。众所周知,国家或政府是由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因此,这些个体必须聚在一起,共同商议,为他们的国家制定政策。

换句话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由一个人单独决定。虽然显然有一个人是领导者,但这个领导者总是会与持有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商议。因此,我们需要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分别定义理性,并且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定义,才能形成理性的国家政策。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个体。塞巴斯蒂安和我认为,当人类试图理解世界时,本质上是理论性的。当个体观察世界并试图理解它,试图找出世界的运行规律时,他们会提出理论,而这些理论会指导他们的政策偏好。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德国还是法国,这些国家的政策都是基于对世界运行规律的理论而制定的。有些理论是可信的,是好的、合理的理论,而有些理论则不可信,是糟糕的理论。如果你使用糟糕的理论,就会陷入困境。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如果其政策偏好是基于合理的理论,那么它就是理性的。这是定义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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