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 易富贤:美国新关税政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2024-12-03 | 来源: 自由亚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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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11月再次当选总统，美中新关税战拉开了帷幕。很多人都在聚焦美国新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该政策对中国的政治也将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政治走向令西方失望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进入蜜月期。西方领导人一直期望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1980年代中国确实是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政府对经济和舆论的管控不断放松，1986年爆发了“八六学潮”。

1989年“六四事件”被镇压，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民主力量”是如此强大，不可能“把魔鬼关回瓶子里”。几个月后，布什就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当于给中国民主转型送上“聘礼”。2000年3月，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演讲时说，中国入世将削弱中国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克林顿说，“中国入世，不仅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自由是世界上最具感染力的力量”“当个人有能力心怀梦想，更有能力实现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他讽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徒劳。他乐观地认为，入世是让中国实现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

许多人期许入世可以让中国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以规则为基础，言论更加自由，民众更加富裕，会崛起一个能制约政府肆意妄为的中产阶级，最终实现民主转型。这种政治幻想支撑了几十年的美中关系。然而，中国的政治在2008年之后反而倒退。

为什么2008年后中国的政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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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1987年实现政治转型时人均GDP为5325美元，1988年达到6338美元，开始跨越当时6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台湾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7%，意味着当时已经崛起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松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62%（国际社会占60-70%），居民消费也随着提高到占GDP的53%（国际社会占55-65%），人民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自由，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多样性和韧性，中国从极权国家转变为威权国家，与西方民主兼容性提高，美中关系改善。尽管1980年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拥有了更多财富的农民有了“生产自救”、对抗暴政的能力，儒家信仰也有所复兴，因此整个19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还稳定在2.4左右。

但中国1989年时人均GDP还只有311美元，只是当时高收入门槛6000美元的5%，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推动政治转型的中产阶级。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家“刻舟求剑”式地期望中国重启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然而，事与愿违。根本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父母为子女花费是生物本能，儿童拥有巨大的消费力。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数，降低总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14岁及以下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人）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从而使家庭以较低的收入就能维持生计。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2、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中国的总抚养比从1982年普查的62%降至2010年的33%（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从1983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1%，同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随之从53%降至34%。家庭越来越小，政府越来越大，已经奠定了法家式极权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政治、社会、经济全面倒退已经势不可挡。

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总抚养比在2012年开始回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也略微上升，但现在仍分别只占44%、38%。中国政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财富，2008年之后又“国进民退”，政府持有的净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19%提高到2018年的25%，而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占比在0-5%之间，美国、英国政府的净资产是负值（因为有债务）。

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接近1.40万美元高收入门槛（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9100美元左右），理应崛起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中国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5600美元，中产阶级依然是少数，无力制约政府的肆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