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需要我当大炮我就是大炮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都会听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没有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闯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这跟信仰有关，他们不是为了个人；而现在有些官，就是为了个人。
Q：但按司马南他们的观点，今天有很多问题，而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错的，都是编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们去纠缠。
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后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对你的批评有没有影响到你？
A：没有任何伤害，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起。我说一句话可能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可能是几亿的浏览量，在乎它们干吗？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不是个力量，成不了气候。
Q：接着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谣、传谣”联系在了一起，声誉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吗？
A：那是你们想象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那些不敢实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你要对言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姓名负责。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V就为了钱，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们要拿广告费，可以拿很多广告费，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给我出这个广告费，但我不差这个钱啊。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Q：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
A：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
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Q：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A：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Q：你现在是在生气吗……
A：你哪点看出我生气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
A：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气，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越找越没人理，所以他们现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书里说，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是说他心胸不够宽？
A：是啊。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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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Q：但按司马南他们的观点，今天有很多问题，而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错的，都是编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们去纠缠。
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后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对你的批评有没有影响到你？
A：没有任何伤害，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起。我说一句话可能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可能是几亿的浏览量，在乎它们干吗？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不是个力量，成不了气候。
Q：接着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谣、传谣”联系在了一起，声誉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吗？
A：那是你们想象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那些不敢实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你要对言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姓名负责。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V就为了钱，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们要拿广告费，可以拿很多广告费，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给我出这个广告费，但我不差这个钱啊。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Q：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
A：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
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Q：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A：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Q：你现在是在生气吗……
A：你哪点看出我生气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
A：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气，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越找越没人理，所以他们现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书里说，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是说他心胸不够宽？
A：是啊。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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