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市长都爱痛批什么？
“近年来，我市一些单位、一些干部老作风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又出现了‘新衙门作风’——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2017年2月5日，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痛批当地存在“新衙门作风”，并称“谁损害武汉投资环境，就砸烂谁的饭碗”，引起公众热议。
近年来，市委书记、市长在公开场合痛批某事、某人、某种现象，也时常见诸报端，并引发一系列后续反应。痛批，既是正色告诫，也成为推动急难险重工作的一种手段。
痛批过哪些领域？
事实上，这并不是陈一新第一次痛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
2014年7月，浙江温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他就曾痛批个别窗口 “只微笑不服务”，并要求审批窗口工作要真正做到微笑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除了最常见的干部作风问题，市委书记、市长还痛批过哪些问题？廉政了望记者发现，对干部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对城市建设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安全生产、旅游等与群众紧密相关的领域，许多市委书记、市长发现问题后揪住不放，放狠话告诫。
“为官难，请问干什么不难？”2014年7月，江苏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在市委全会上脱稿大声发问。而后，他颇为激动地痛批：“一些干部坐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坐在有空调的车里，哀叹‘为官不易’，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紧接着，他开始讲“从政就要守规矩”的道理。
同样是旨在转变下属观念，去年底，济南市代市长王忠林痛批有关部门对治霾这件群众关心的大事“等”、“靠”、“怨”（即“等着风吹、靠周边城市帮忙、怨地形地貌”），便让不少参会者有些坐不住。王忠林表示，治霾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从细节做起。
挨批的不止是官员，还有无良企业。2016年4月，山东滨州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气氛凝重。此前，媒体曝光了企业违法排污的问题。会上，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除了斥责相关党委政府部门“作风漂浮”外，还痛批“相关企业偷排工业废水入坑，丧尽天良，丝毫不顾群众生命安全”。张光峰表示，省、市已成立调查组，纪委、检察院等介入调查，将严肃追责。
书记市长痛批某人某事、某种现象，为何多在大会上？官场人士表示，开大会时人多，此时严厉批评，既可正本清源，发挥警示作用，也层层传导了压力。
不过，痛批地点不止在会场。书记、市长考察时碰到问题，也常常放狠话。
“河岸两边垃圾这么多，居民反映这么强烈，为何一直没有部门管？”“马路菜场已存在一个多月，脏乱差问题为何迟迟没解决？”2014年春，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秦军带队暗访创卫工作，4处暗访点无一达标，秦军非常生气，痛批部门不作为，并表示将“杀回马枪”，还在某处放话“整改不好就换人”。
多对事少对人，什么时候点名痛批？
市委书记痛批，看上去十分解气。不过，痛批也需要拿捏好尺度。西部某省省直机关一名处长告诉记者，一般而言，领导痛批的都是某些事件、群体和现象，多对事，少对人。“只需引起警醒，有利工作就达到了效果，点名痛批没太多必要，还得罪人。”
比如，江苏宿迁市委原书记张新实，曾痛批有些村“建设模样机关化，功能作用机关化，人员配备机关化”，还讲了到村调研的事，但未点明是哪个村。2014年8月，时任广东东莞市长袁宝成亦痛批“有些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不敢担当，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力。
尽管点名痛批的情况不多，但亦有一些例子。近年来，在一些地市党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就对同事们进行了火力不小的批评。
如2014年6月，云南恩施州下辖恩施市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市委书记向前进就批市长李国庆“在恩施市工作了12年，老城区还有11座旱厕，作为市长你视而不见！”
同期，广西凭祥市委书记邱明宏也被市长孙睿君批“口号提得响，但落实措施少，对如何建设南疆国门不夜城没有仔细研究。”
相比起同级在生活会上互批，被点名痛批的单位和个人，更多是工作不力，涉嫌违规违纪，被抓了典型的。
“市民政局、市工商联的主要领导有没有来？我看到位子上是空的！”2015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东莞市长袁宝成点名批评了无故缺席的两单位。
“对于政府召开的会议都能不到、迟到，那给群众办事又能好到哪里去？”2014年3月，浙江温州政府效能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市长陈金彪点了未到会的部门负责人的名，并要求未到的领导会后“补课”。
“带人吃饭还要赊账，不让赊账还要打砸，你是吃了豹子胆啊！”2014年9月，陕西铜川市委书记冯新柱在干部大会上，点名痛批市政协委员、王益区人大代表杨大军等人砸店一事。冯十分气愤，称杨大军“作为公众人物，为了一点小事，酒后丧德，做出如此粗鲁举动……自以为手中有点小权力，就气焰嚣张，为所欲为，成为害群之马”。当时，杨大军已被刑拘，并被撤销市政协委员资格。
近年来，贪官也成为被书记、市长点名痛批的群体。很多人都曾痛批过“落马前任”。
如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曾痛批前任王敏。“王敏信念丧失，表里不一，对党耍两面派、做两面人；他私欲膨胀，追求享乐，肆意索贿受贿，沉醉声色犬马；他目无法纪，胆大妄为，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收敛……”最后，王文涛提出要敬畏权力、淡薄名利、净化朋友圈等要求。
总的来看，书记、市长动怒痛批，“批评事和不良现象多，批评人少”；如果痛批的对象是人，则“批评某群体多，落实到具体某个人少”；即使肯批评具体人，也是“批评下属、工作不力典型、违规违纪落马者多，批评同级、上级少”。
痛批之后：纠错容易，转变观念难
多名干部告诉记者，市委书记、市长痛批某人、某事、某种现象，传达了整肃吏治、推进工作的决心，也将压力传导下去。
陈一新批“新衙门作风”话音刚落，武汉市及各区就行动起来。市里开办曝光暗访情况的电视栏目；黄陂区巡查中，发现土地评估中介服务窗口聘用人员张某某快下班时浏览手机，责令该窗口停业整顿，辞退当事人；蔡甸区通报了年度“十差基层单位”：区人民医院、区酒类专卖管理局……
要通过痛批促进工作开展，有的官员还选择了“杀一儆百”。记者曾采访西部某市一次专项整治行动，在开动员会时突然停电，持续了好几分钟。新任市委书记大怒，点名痛批市委所驻区的区委书记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并将该区作为反面典型。此后，全市各区县的整治行动开展都很顺利。
在当地干部看来，“该区的重要性不消多说，他都被批了，对其他人也是个震慑。”
但以痛批的方式层层加压，也可能有负面影响。有干部就反映，书记市长有时在气头上，批重了，或者干脆批错了人或单位，下面也很难发声。有些下属落实上级要求又搞得过左。由此可见，书记市长不仅要“戳到痛处”，还要避免“误伤”，很考“手艺”。
很多时候，痛批不良现象，更是为了引起广泛重视，共同解决问题。就在秦军暗访创卫发现问题撂狠话之时，武汉创卫已进入攻坚阶段，渐渐成为全市干部群众关心的大事。随即，武汉从市领导、各区和有关部门到社区主任等都行动起来，检查环境卫生情况。终于，2015年3月，创卫25载的武汉，首度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不过，有的干部表示，挨书记市长痛批之后，通常是整改具体问题容易，转变“为官不为”等观念和早就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难。因为它们早就存在，并在不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需要更坚决的力度、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观念的转变，还要靠制度巩固，靠落实和问责深化，这样才能真正入脑入心。”上述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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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5日，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痛批当地存在“新衙门作风”，并称“谁损害武汉投资环境，就砸烂谁的饭碗”，引起公众热议。
近年来，市委书记、市长在公开场合痛批某事、某人、某种现象，也时常见诸报端，并引发一系列后续反应。痛批，既是正色告诫，也成为推动急难险重工作的一种手段。
痛批过哪些领域？
事实上，这并不是陈一新第一次痛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
2014年7月，浙江温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他就曾痛批个别窗口 “只微笑不服务”，并要求审批窗口工作要真正做到微笑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除了最常见的干部作风问题，市委书记、市长还痛批过哪些问题？廉政了望记者发现，对干部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对城市建设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安全生产、旅游等与群众紧密相关的领域，许多市委书记、市长发现问题后揪住不放，放狠话告诫。
“为官难，请问干什么不难？”2014年7月，江苏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在市委全会上脱稿大声发问。而后，他颇为激动地痛批：“一些干部坐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坐在有空调的车里，哀叹‘为官不易’，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紧接着，他开始讲“从政就要守规矩”的道理。
同样是旨在转变下属观念，去年底，济南市代市长王忠林痛批有关部门对治霾这件群众关心的大事“等”、“靠”、“怨”（即“等着风吹、靠周边城市帮忙、怨地形地貌”），便让不少参会者有些坐不住。王忠林表示，治霾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从细节做起。
挨批的不止是官员，还有无良企业。2016年4月，山东滨州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气氛凝重。此前，媒体曝光了企业违法排污的问题。会上，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除了斥责相关党委政府部门“作风漂浮”外，还痛批“相关企业偷排工业废水入坑，丧尽天良，丝毫不顾群众生命安全”。张光峰表示，省、市已成立调查组，纪委、检察院等介入调查，将严肃追责。
书记市长痛批某人某事、某种现象，为何多在大会上？官场人士表示，开大会时人多，此时严厉批评，既可正本清源，发挥警示作用，也层层传导了压力。
不过，痛批地点不止在会场。书记、市长考察时碰到问题，也常常放狠话。
“河岸两边垃圾这么多，居民反映这么强烈，为何一直没有部门管？”“马路菜场已存在一个多月，脏乱差问题为何迟迟没解决？”2014年春，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秦军带队暗访创卫工作，4处暗访点无一达标，秦军非常生气，痛批部门不作为，并表示将“杀回马枪”，还在某处放话“整改不好就换人”。
多对事少对人，什么时候点名痛批？
市委书记痛批，看上去十分解气。不过，痛批也需要拿捏好尺度。西部某省省直机关一名处长告诉记者，一般而言，领导痛批的都是某些事件、群体和现象，多对事，少对人。“只需引起警醒，有利工作就达到了效果，点名痛批没太多必要，还得罪人。”
比如，江苏宿迁市委原书记张新实，曾痛批有些村“建设模样机关化，功能作用机关化，人员配备机关化”，还讲了到村调研的事，但未点明是哪个村。2014年8月，时任广东东莞市长袁宝成亦痛批“有些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不敢担当，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力。
尽管点名痛批的情况不多，但亦有一些例子。近年来，在一些地市党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就对同事们进行了火力不小的批评。
如2014年6月，云南恩施州下辖恩施市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市委书记向前进就批市长李国庆“在恩施市工作了12年，老城区还有11座旱厕，作为市长你视而不见！”
同期，广西凭祥市委书记邱明宏也被市长孙睿君批“口号提得响，但落实措施少，对如何建设南疆国门不夜城没有仔细研究。”
相比起同级在生活会上互批，被点名痛批的单位和个人，更多是工作不力，涉嫌违规违纪，被抓了典型的。
“市民政局、市工商联的主要领导有没有来？我看到位子上是空的！”2015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东莞市长袁宝成点名批评了无故缺席的两单位。
“对于政府召开的会议都能不到、迟到，那给群众办事又能好到哪里去？”2014年3月，浙江温州政府效能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市长陈金彪点了未到会的部门负责人的名，并要求未到的领导会后“补课”。
“带人吃饭还要赊账，不让赊账还要打砸，你是吃了豹子胆啊！”2014年9月，陕西铜川市委书记冯新柱在干部大会上，点名痛批市政协委员、王益区人大代表杨大军等人砸店一事。冯十分气愤，称杨大军“作为公众人物，为了一点小事，酒后丧德，做出如此粗鲁举动……自以为手中有点小权力，就气焰嚣张，为所欲为，成为害群之马”。当时，杨大军已被刑拘，并被撤销市政协委员资格。
近年来，贪官也成为被书记、市长点名痛批的群体。很多人都曾痛批过“落马前任”。
如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曾痛批前任王敏。“王敏信念丧失，表里不一，对党耍两面派、做两面人；他私欲膨胀，追求享乐，肆意索贿受贿，沉醉声色犬马；他目无法纪，胆大妄为，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收敛……”最后，王文涛提出要敬畏权力、淡薄名利、净化朋友圈等要求。
总的来看，书记、市长动怒痛批，“批评事和不良现象多，批评人少”；如果痛批的对象是人，则“批评某群体多，落实到具体某个人少”；即使肯批评具体人，也是“批评下属、工作不力典型、违规违纪落马者多，批评同级、上级少”。
痛批之后：纠错容易，转变观念难
多名干部告诉记者，市委书记、市长痛批某人、某事、某种现象，传达了整肃吏治、推进工作的决心，也将压力传导下去。
陈一新批“新衙门作风”话音刚落，武汉市及各区就行动起来。市里开办曝光暗访情况的电视栏目；黄陂区巡查中，发现土地评估中介服务窗口聘用人员张某某快下班时浏览手机，责令该窗口停业整顿，辞退当事人；蔡甸区通报了年度“十差基层单位”：区人民医院、区酒类专卖管理局……
要通过痛批促进工作开展，有的官员还选择了“杀一儆百”。记者曾采访西部某市一次专项整治行动，在开动员会时突然停电，持续了好几分钟。新任市委书记大怒，点名痛批市委所驻区的区委书记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并将该区作为反面典型。此后，全市各区县的整治行动开展都很顺利。
在当地干部看来，“该区的重要性不消多说，他都被批了，对其他人也是个震慑。”
但以痛批的方式层层加压，也可能有负面影响。有干部就反映，书记市长有时在气头上，批重了，或者干脆批错了人或单位，下面也很难发声。有些下属落实上级要求又搞得过左。由此可见，书记市长不仅要“戳到痛处”，还要避免“误伤”，很考“手艺”。
很多时候，痛批不良现象，更是为了引起广泛重视，共同解决问题。就在秦军暗访创卫发现问题撂狠话之时，武汉创卫已进入攻坚阶段，渐渐成为全市干部群众关心的大事。随即，武汉从市领导、各区和有关部门到社区主任等都行动起来，检查环境卫生情况。终于，2015年3月，创卫25载的武汉，首度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不过，有的干部表示，挨书记市长痛批之后，通常是整改具体问题容易，转变“为官不为”等观念和早就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难。因为它们早就存在，并在不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需要更坚决的力度、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观念的转变，还要靠制度巩固，靠落实和问责深化，这样才能真正入脑入心。”上述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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