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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女生建性教育团队 却未被允许
高一女生建性教育团队 却未被允许高一女生建性教育团队 却未被允许
五四嘉年华活动当天的展台。讲述者供图
在跟社团成员的交流中，余澜发现，很多同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不好的经历。他们也在关于性侵和性骚扰的评论里，总听到一种声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杜雅是余澜从小学到中学的校友，后来也成了他们团队的成员。听说这件事后，她主动找到余澜——小学时，自己也被同桌男生困扰过两年。对方跟在杜雅身后，摸她头发、手臂和肩膀，甚至在军训时把她照片设置成屏保，在宿舍里对着手机自慰。“很可怕。”几年后，杜雅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
每当杜雅反抗，班里的同学就会起哄。有天中午放学，他把她按在墙上说，“我忍不住了。”接着，把脸凑过来要强行亲吻她。杜雅扇了他一巴掌，并踢了他的裆部才跑掉。她躲到厕所里哭，后来跟班主任讲，希望换同桌。但最终，班主任说已经骂过他了，座位一直没换。
十分之一的男生
性，对于余澜和女同学来说，一直是件极其隐秘的事。跟父母的谈论更几乎空白。实际上，在六七岁的暑假，余澜用外婆家的电脑上网时，就看到浏览器里的小黄文，虽然似懂非懂。
男孩们究竟在想什么，余澜并不太清楚。那位骚扰女同学的男生后来转学了，她没有去找他聊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宠他，他还有一个姐姐。
在现在的团队正式成员中，男生只占到十分之一。何思杰是最近刚加入的男性志愿者，在天津读高一，在网上看到余澜发的招募志愿者信息后，找上门来。他时常关注社会议题，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没想到真的有人在做。”他觉得，“当有十多个人能在一块儿去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算是一种的进步。”
他是在初中接到爸爸递来的绘本，“你也到年纪了，可以了解了解。”父母对他的性教育也仅限于此。他记不清书名了，当时只象征性地翻了几下就搁置一边，“太幼稚了。”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他就在网上撞见“打飞机”的文章。他没跟别人提起，感觉是了解到了些同龄人不知道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完全是自己在那儿胡猜，乱七八糟什么都看。”
起初他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可能到了婚后，家长会说该怎样做。”后来他在网上发现，国外有系统性的教学，竟然早到幼儿时期。他记得在学校正式接触“性”，是初一下册的一个单元，老师只是让他们自己阅读课本，大家翻到画有性器官的那一页，用一种兴奋又戏谑的语气对旁边的人说，“你看，你看。”
前不久，何思杰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当地女性遭遇性侵的消息。他笃定，性教育早接受要好，“尤其是对于女生，因为通常在这方面，女性是被动的。”
余澜和杜雅在处理“性骚扰”事情后成了朋友。余澜意外地发现，杜雅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慰。她感到惊奇，这件事曾让她有过深深的负罪感。从那以后，那种将自己视为异类的耻感消失了，“原来，这件事这样正常。”
Tough Youth
“Tough Youth”，坚强的年轻人，团队名是余澜和小伙伴一起头脑风暴来的。过往的经验告诉她，做性教育不会轻松。
她在诸多社交平台上申请了账号，科普性教育知识，免费解答陌生人在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疑问。收到的第一个提问来自一个男孩：“高二开始一直干‘那种事情’，控制不住。”对方紧接着补充，“不是抽烟。”
他问，“怎么戒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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