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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8万港公务员辞职拒签爱国文件
月薪8万港公务员辞职拒签爱国文件月薪8万港公务员辞职拒签爱国文件
聊一聊香港(专题)的公职人员。
不久前，BBC中文网发了一篇《国安法下，香港公务员面临“爱国还是政治中立”的两难选择》，大意是一名月入8万港币的资深公务员梁女士，因为不愿意签署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文件，最终选择辞去公职。
特区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1日，香港17.73万名公务员中，共有129人没有理会或拒绝依法签署文件，其中25人已经辞职，梁女士或许就是这129分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公职人员给外界的印象是专业规范，然而“修例风波”及之后的一些言行，让人看到不太美好的另一面。
一
宏观意义上的香港公职人员，既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人员，也包括法定机构及公营机构职员；既有公务员，也有问责官员，还有类似于内地的事业单位人员。他们是特区管治力量的主体构成，也是“港人治港”在实际层面的具体体现。
和他们打过交道，除专业规范外，还感觉他们边界清晰、中规中矩。如果提出一点超过他们授权范围的事，或者希望把办事流程稍加变通，即便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彼此私下关系有多铁，他依然会对你说“No”。这让我想到香港人常挂嘴边的那句话，“打好这份工”。
这种心态在平常大抵也不算有错，但在非常时期，则会让人有点看不懂。比如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即便特区政府面临1997年回归后最严重管治危机，政府总部被“围攻”、立法会大楼被“攻陷”，但西装笔挺的公职人员依然很淡定，每天按时上下班，似乎这一切与他们关系不大。
恍惚间，总有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感觉。
这部分与香港实施的“高官问责制”有关。从2002年起，公职人员被分为两类——由行政长官提名的问责官员，包括三位司长及所有的政策局局长；以及公务员队伍，后者负责执行首长决策，履职时不允许带有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提倡“政治中立”。这一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但当非常时刻需要非常担当时，会出现问责官员将面对一切复杂状况。
更严重的，是部分公职人员既在建制之中又在建制之外，被社会感染也在感染社会。在“修例风波”中，有的公务员鼓动发起反政府非法集会，甚至冲上街头一线；公营机构香港电台成为反对派的“喉舌”，拿着政府公帑来攻击自己的老板；有些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为暴力青年“点赞”，出现警察抓法官放的情况。
说句糙话，他们的屁股已经不再决定脑袋。“修例风波”延宕多时，有多重因素造成，其中一定包括部分公职人员的不当言行与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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