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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钢琴而生：难以复制的郎朗(图)
为钢琴而生：难以复制的郎朗(图)为钢琴而生：难以复制的郎朗(图)
从神童到巨星，郎朗的成长充满奇迹，也充满争议。回到他之所以成为郎朗的钢琴演奏事业上去讨论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是我们理解他的声望与争议、过往与今昔、成长与困惑的必经之路。
主笔/蒲实
（视觉中国供图）
回声般的相遇
我们到达费城是2017年3月，飘着雪，古老的城市覆盖在一层静谧的白雪下，和郎朗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的情景有些相似。他曾就读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在市中心Locust Street上的一幢楼里，踏上石阶，推开雕花拱廊内那扇厚重的木门，就能看到它小巧的前厅了。学院不大，就在这幢三层楼里。手织地毯、木质地板、古董家具，楼梯走廊里仿伦勃朗《呢商同业公会理事》的油画，都在营造一种历史的厚重氛围。柯蒂斯音乐学院成立的时间不到100年，却走出了很多音乐大师，比如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歌剧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诺蒂，小提琴家罗伯特·迪亚兹和钢琴家叶夫·布朗夫曼。墙上贴满演出信息和海报的公告栏则显得生机勃勃。郎朗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每周都有三场学生音乐会，他每个月弹一场，除去假期，12个月能弹10次，他所有新学的曲子都在那个时候演奏。
基默尔表演艺术中心离柯蒂斯不远，费城交响乐团的新音乐厅就在这里。它高耸的弧形玻璃穹顶在2001年12月竣工。那时，正在这里学习的郎朗从他的公寓窗口每天可以看到它的建筑工地和一层层往上生长的进程。
第一次来美国时郎朗14岁。在殷承宗老师的安排下，他在纽约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乐厅开了一场独奏会。殷承宗邀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教育界人士来听这场音乐会，把郎朗作为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明星”介绍给来宾。郎朗对纽约一见钟情，爱上了它的活力，它那令人兴奋的节奏和涌动着的竞争欲望。他游览了卡耐基音乐厅，在他心目中的音乐圣地，向曾在这里演奏过的伟大音乐家的灵魂祈祷，希望他的钢琴梦想成真。很快，他再一次来美国，在费城着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跟随世界级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学习。
格拉夫曼现在的家与卡耐基音乐厅隔街相望。这位俄裔美国钢琴家出生于纽约，他这一代人都跟随那些根植于19世纪、欧洲出生的教师学习，比如文格洛娃、鲁道夫·塞尔金、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他有过辉煌的职业演奏生涯，曾一年演出100多场，直到右手受伤，转向教育。2007年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退休以后，他回到纽约。他的家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公寓，很古雅，就如伊迪斯·华顿所描写的《纯真年代》里的装潢。客厅一角背对背地摆放着两架斯坦威大钢琴，沿墙陈列的汉代雕塑像是从背后观看弹奏者表演的无声观众。房间里摆满了他的亚洲，特别是中国收藏——瓷器、书画、人像石刻，就像进入了一个汉学家的私人收藏馆。书房的书架上，陈列着很多大部头的中国古籍。他对中国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他一共来过中国40次，大概有20次和音乐相关，很多次是来中国旅行。
1979年，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作为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在北京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为刚刚结束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渴望了解包括古典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掀起了学习小提琴、钢琴等西方乐器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大城市出生的许多孩子，都被裹进这股浪潮中，郎朗是其中一位。
1981年，格拉夫曼结束了职业钢琴演奏家生涯，转向教育。同时，他开始发展对中国艺术考古学上的兴趣。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了一些研究所课程，开始学习中文，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历险。此后，他的足迹到达过大理、丽江、喀什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界这些地方。就在他成为古老中国艺术的学生没多久，亚洲学生开始大量涌入美国。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夫曼先迎来了菲律宾和日本学生，接着开始有中国台湾人和韩国人，然后，20世纪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开始出现，他们多以精湛的技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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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蒲实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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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费城是2017年3月，飘着雪，古老的城市覆盖在一层静谧的白雪下，和郎朗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的情景有些相似。他曾就读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在市中心Locust Street上的一幢楼里，踏上石阶，推开雕花拱廊内那扇厚重的木门，就能看到它小巧的前厅了。学院不大，就在这幢三层楼里。手织地毯、木质地板、古董家具，楼梯走廊里仿伦勃朗《呢商同业公会理事》的油画，都在营造一种历史的厚重氛围。柯蒂斯音乐学院成立的时间不到100年，却走出了很多音乐大师，比如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歌剧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诺蒂，小提琴家罗伯特·迪亚兹和钢琴家叶夫·布朗夫曼。墙上贴满演出信息和海报的公告栏则显得生机勃勃。郎朗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每周都有三场学生音乐会，他每个月弹一场，除去假期，12个月能弹10次，他所有新学的曲子都在那个时候演奏。
基默尔表演艺术中心离柯蒂斯不远，费城交响乐团的新音乐厅就在这里。它高耸的弧形玻璃穹顶在2001年12月竣工。那时，正在这里学习的郎朗从他的公寓窗口每天可以看到它的建筑工地和一层层往上生长的进程。
第一次来美国时郎朗14岁。在殷承宗老师的安排下，他在纽约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乐厅开了一场独奏会。殷承宗邀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教育界人士来听这场音乐会，把郎朗作为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明星”介绍给来宾。郎朗对纽约一见钟情，爱上了它的活力，它那令人兴奋的节奏和涌动着的竞争欲望。他游览了卡耐基音乐厅，在他心目中的音乐圣地，向曾在这里演奏过的伟大音乐家的灵魂祈祷，希望他的钢琴梦想成真。很快，他再一次来美国，在费城着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跟随世界级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学习。
格拉夫曼现在的家与卡耐基音乐厅隔街相望。这位俄裔美国钢琴家出生于纽约，他这一代人都跟随那些根植于19世纪、欧洲出生的教师学习，比如文格洛娃、鲁道夫·塞尔金、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他有过辉煌的职业演奏生涯，曾一年演出100多场，直到右手受伤，转向教育。2007年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退休以后，他回到纽约。他的家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公寓，很古雅，就如伊迪斯·华顿所描写的《纯真年代》里的装潢。客厅一角背对背地摆放着两架斯坦威大钢琴，沿墙陈列的汉代雕塑像是从背后观看弹奏者表演的无声观众。房间里摆满了他的亚洲，特别是中国收藏——瓷器、书画、人像石刻，就像进入了一个汉学家的私人收藏馆。书房的书架上，陈列着很多大部头的中国古籍。他对中国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他一共来过中国40次，大概有20次和音乐相关，很多次是来中国旅行。
1979年，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作为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在北京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为刚刚结束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渴望了解包括古典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掀起了学习小提琴、钢琴等西方乐器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大城市出生的许多孩子，都被裹进这股浪潮中，郎朗是其中一位。
1981年，格拉夫曼结束了职业钢琴演奏家生涯，转向教育。同时，他开始发展对中国艺术考古学上的兴趣。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了一些研究所课程，开始学习中文，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历险。此后，他的足迹到达过大理、丽江、喀什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界这些地方。就在他成为古老中国艺术的学生没多久，亚洲学生开始大量涌入美国。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夫曼先迎来了菲律宾和日本学生，接着开始有中国台湾人和韩国人，然后，20世纪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开始出现，他们多以精湛的技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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