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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與女性主義真的勢不兩立嗎？
儒家與女性主義真的勢不兩立嗎？儒家與女性主義真的勢不兩立嗎？
儒家與女性主義似乎已成為一組無法調和的二項對立，無論是所謂“只有儒家才能安頓現代女性”，還是所謂儒家也有一種獨特的女權思想，這些立論之所以無法建立有效性和說服力，其原因皆在於對儒學的根源性價值進行現代轉化過程中的失敗。
我們很難完全否認古典儒學的某種男性中心主義，因為早在先秦儒學的經典體系建立之前，一個基於男性的權力優勢的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已經客觀存在。然而事實上，每一個時代的哲學理論都不能建立超越其歷史境域的可能性邊界的應然價值，這也是理論隨“時”而推進並自我更新的必要性所在。先秦儒學思想打開了個體精神世界的自足領域，由此使得人文精神的延續與積澱成為可能。宋明理學的理論突破則在於賦予主體以普遍性的潛能，這一立場在理學關於太極陰陽、變化氣質與君子人格等一系列核心論述中呈現出來。當然，理學中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同樣比比皆是，如常被抨擊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但是我們要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新儒學”的理論形態所開啟出的真正的可能性在何處。
太極陰陽：性別並非本質差異
北宋思想家周敦頤作為“儒學第二期發展”的開拓者，以《太極圖說》的本體論建構奠定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根基。南宋思想家朱熹認為，周敦頤所謂之“太極”構成了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質。朱熹說：“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作為具有普遍性的本體，在每一個人與事物中都完整地具備，這並非意味著它已被現成地具有，而是作為一種潛在的普遍可能性而存在。但是這種普遍的可能性並不能被每一個事物完整表達出來，這是因為不同的人與事物在其現實性構成上存在具體差異，這也造成了不同存在者的不同特殊規定性。所謂現實性構成上的具體差異，就是“氣”的差異。“氣”指的是一切構成經驗實存的現成性因素，即事物的構成材料、包括人的身體以及現實社會關系作為身體的延伸，乃至現實的權力關系、社會環境、歷史處境等等。雖然天地萬物都只是一氣流行，但是氣的凝結有精純與粗糙之分，人與物的差異性的根源在於“氣秉”之精粗不同，導致能夠實際發用的天理就有偏有全，這是“氣”對於天理構成遮蔽的結果。
性別差異屬於“氣”這個層次上的差異。北宋思想家程頤所謂“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太極作為形而上的本體，是具有普遍性並且無所謂差異的。男女的差異來自於形而下之“氣”的差異，但是這個差異絕不是以男性為陽氣而以女性為陰氣。氣有陰陽，陰陽是根據氣的兩種基本運動方式來定義的，也就是動和靜，動者為陽，靜者為陰。動靜事實上意味著擴張和收斂，二者是相互界定的，周敦頤稱之為“一陰一陽，互為其根”。孤陰或者孤陽都不存在，因為陰陽相互作為彼此成立為自身的條件，朱熹稱之為“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男女皆有陰陽，在陰陽之中又各自再分陰陽，二者始終處在一個永不停息的相互轉化過程之中。周敦頤《太極圖說》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不過是用“男”這個意象指稱“乾”，用“女”這個意象指稱“坤”，乾指的是陽氣健動，坤指的是陰氣隨順，這兩種傾向相互交織才能化生萬物。
氣質的差異更顯著地表現為社會關系與權力結構中所處位置的差異。所謂“氣者，體之充也”，身體是個體的有限性的定在和邊界，也是社會關系與權力關系的構造物。在這個意義上，性別在社會身份意義上的差異是權力關系所建構的結果，並不具備先驗的應然性。我們所說的“女”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生理構造上的雌性，一種是社會身份與符號意義上的“女性”，而後者是我們使用“女性”這個概念的時候實際上意指的東西。《周易》用“女”這個意象指代“陰”，事實上指的是在氣的交織運動中受動、收斂的方面。社會身份與符號語境中的“女性”，則常常是指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的被支配者。因此一個男人在其上司或在資本面前，也可以成為一個“女性”，東方文明在十八世紀開始遭遇西方文明時亦常自比為睡美人。“女性”作為一個意象，與生理性別為女的事實並非完全同一，在古代經典的話語中更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下》中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答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結合語境來看，事實上孟子指公孫衍、張儀為“妾婦”，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順從於國君一人的私意。可見生理性別為男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即是大丈夫，他們也可以在君主面前成為妾婦。而真正的大丈夫是以天下為己任、廓然大公、自作主宰而無所偏倚，各中差別完全來自於主體的道德選擇。
如果我們撥開這些話語的迷霧，從《周易》所揭示的辯證真理來說，陰陽本身並非一組截然相對的二項式，因為陰陽都不具備在其自身之內的本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而道作為陰陽之“所以然”的依據，它產生差異而其本身不具有任何差異性，太極毋寧是神妙不測、貫通於陰陽消長的所有運動變化之中，表現為二者相互轉化、相互感通的根本趨勢。這就是所謂太極不離於陰陽亦不雜於陰陽。我們看到的是對於不可消除的差異的肯定，同時又指出所有的差異都不具備自在的本質而必須以普遍本體作為本質。“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論生理性別為男性還是女性，都是陰陽二氣共同和合的產物。陰陽兩儀、乾坤二體乃至太極本體，是同樣全具於每一個人之中的。當健則健，當順則順，德性的恰當性在於因時而用中。性別差異是氣質層面的自然稟賦的差異，並不妨礙人格精神的平等，更不構成存在的根本可能性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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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我們很難完全否認古典儒學的某種男性中心主義，因為早在先秦儒學的經典體系建立之前，一個基於男性的權力優勢的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已經客觀存在。然而事實上，每一個時代的哲學理論都不能建立超越其歷史境域的可能性邊界的應然價值，這也是理論隨“時”而推進並自我更新的必要性所在。先秦儒學思想打開了個體精神世界的自足領域，由此使得人文精神的延續與積澱成為可能。宋明理學的理論突破則在於賦予主體以普遍性的潛能，這一立場在理學關於太極陰陽、變化氣質與君子人格等一系列核心論述中呈現出來。當然，理學中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同樣比比皆是，如常被抨擊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但是我們要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新儒學”的理論形態所開啟出的真正的可能性在何處。
太極陰陽：性別並非本質差異
北宋思想家周敦頤作為“儒學第二期發展”的開拓者，以《太極圖說》的本體論建構奠定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根基。南宋思想家朱熹認為，周敦頤所謂之“太極”構成了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質。朱熹說：“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作為具有普遍性的本體，在每一個人與事物中都完整地具備，這並非意味著它已被現成地具有，而是作為一種潛在的普遍可能性而存在。但是這種普遍的可能性並不能被每一個事物完整表達出來，這是因為不同的人與事物在其現實性構成上存在具體差異，這也造成了不同存在者的不同特殊規定性。所謂現實性構成上的具體差異，就是“氣”的差異。“氣”指的是一切構成經驗實存的現成性因素，即事物的構成材料、包括人的身體以及現實社會關系作為身體的延伸，乃至現實的權力關系、社會環境、歷史處境等等。雖然天地萬物都只是一氣流行，但是氣的凝結有精純與粗糙之分，人與物的差異性的根源在於“氣秉”之精粗不同，導致能夠實際發用的天理就有偏有全，這是“氣”對於天理構成遮蔽的結果。
性別差異屬於“氣”這個層次上的差異。北宋思想家程頤所謂“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太極作為形而上的本體，是具有普遍性並且無所謂差異的。男女的差異來自於形而下之“氣”的差異，但是這個差異絕不是以男性為陽氣而以女性為陰氣。氣有陰陽，陰陽是根據氣的兩種基本運動方式來定義的，也就是動和靜，動者為陽，靜者為陰。動靜事實上意味著擴張和收斂，二者是相互界定的，周敦頤稱之為“一陰一陽，互為其根”。孤陰或者孤陽都不存在，因為陰陽相互作為彼此成立為自身的條件，朱熹稱之為“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男女皆有陰陽，在陰陽之中又各自再分陰陽，二者始終處在一個永不停息的相互轉化過程之中。周敦頤《太極圖說》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不過是用“男”這個意象指稱“乾”，用“女”這個意象指稱“坤”，乾指的是陽氣健動，坤指的是陰氣隨順，這兩種傾向相互交織才能化生萬物。
氣質的差異更顯著地表現為社會關系與權力結構中所處位置的差異。所謂“氣者，體之充也”，身體是個體的有限性的定在和邊界，也是社會關系與權力關系的構造物。在這個意義上，性別在社會身份意義上的差異是權力關系所建構的結果，並不具備先驗的應然性。我們所說的“女”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生理構造上的雌性，一種是社會身份與符號意義上的“女性”，而後者是我們使用“女性”這個概念的時候實際上意指的東西。《周易》用“女”這個意象指代“陰”，事實上指的是在氣的交織運動中受動、收斂的方面。社會身份與符號語境中的“女性”，則常常是指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的被支配者。因此一個男人在其上司或在資本面前，也可以成為一個“女性”，東方文明在十八世紀開始遭遇西方文明時亦常自比為睡美人。“女性”作為一個意象，與生理性別為女的事實並非完全同一，在古代經典的話語中更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下》中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答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結合語境來看，事實上孟子指公孫衍、張儀為“妾婦”，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順從於國君一人的私意。可見生理性別為男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即是大丈夫，他們也可以在君主面前成為妾婦。而真正的大丈夫是以天下為己任、廓然大公、自作主宰而無所偏倚，各中差別完全來自於主體的道德選擇。
如果我們撥開這些話語的迷霧，從《周易》所揭示的辯證真理來說，陰陽本身並非一組截然相對的二項式，因為陰陽都不具備在其自身之內的本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而道作為陰陽之“所以然”的依據，它產生差異而其本身不具有任何差異性，太極毋寧是神妙不測、貫通於陰陽消長的所有運動變化之中，表現為二者相互轉化、相互感通的根本趨勢。這就是所謂太極不離於陰陽亦不雜於陰陽。我們看到的是對於不可消除的差異的肯定，同時又指出所有的差異都不具備自在的本質而必須以普遍本體作為本質。“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論生理性別為男性還是女性，都是陰陽二氣共同和合的產物。陰陽兩儀、乾坤二體乃至太極本體，是同樣全具於每一個人之中的。當健則健，當順則順，德性的恰當性在於因時而用中。性別差異是氣質層面的自然稟賦的差異，並不妨礙人格精神的平等，更不構成存在的根本可能性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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