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20年非正式員工,想象不出自己的晚年生活"
職場。與此同時,大公司裡的中年人卻失去立足之地,只能坐等退休。年輕人越來越難找到理想的職位,開始為幾十年後的退休生活而焦慮……日本《朝日新聞》采訪組直擊日本社會面臨的地獄級難度困局,其深度報道匯集成《無退休社會》一書。以下摘自該書的“迷失的一代的受難”一節。
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許多業績低迷、人員過剩的企業采取的措施不是裁員,而是最大程度縮減應屆生招聘名額。在這段“二戰”後最嚴重的“就業冰河期”從大學、專科學校或高中畢業的,正是20世紀70年代前期至8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們,包括全部團塊次代。
經歷“就業冰河期”的這代人常被喚作“冰河期世代”,用《朝日新聞》2007年專題連載的標題“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來稱呼他們的人也不少。這代人相比其他世代,沒有找到期望的工作,陷入不穩定就業泥潭的人格外多。這個稱呼似乎很貼近他們的自我認知,也有很多人自稱迷失的一代。
2000萬人規模的迷失的一代現在正值三四十歲,他們當中不少人工作依然不穩定,靠微薄的工資艱難度日,與父母同住,沒有成家,對未來感到不安。媒體還給他們起了“四十危機族”“中年打工族”等新名字。
本以為是找到正式工作前的過渡
再過20年左右,這代人也將步入老年。面對自己的老去,他們是什麼樣的心情?這裡我想介紹一位采訪中結識的男士。
這位41歲男士在一家公司當了將近20年的非正式員工。
他從關東地區的國立大學畢業那年,正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也是第一屆小泉內閣成立,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那一年。
這位男士當時也沒有想好畢業後做什麼,求職季只參加了三四家公司的面試,所以沒能找到工作。據說當年很多學生投遞了一百多家公司也沒有找到工作。他所在的大學情況也不樂觀,畢業時已經拿到錄用通知的人反而是少數。
大學畢業後,為賺取生活費,他開始在一家對公零售企業做臨時工。他沒有信息設備進貨銷售方面的經驗,工作所需的技能全靠自學和鑽研。很多兼職工和臨時工幹不了多久就會辭職,所以有時候他不在就忙不過來。他本以為這份工作只是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過渡”,沒想到一幹就是好幾年。
“當時覺得能有活幹就不錯了,現在看來是我想得太簡單了。起初時薪大約900日元,每月到手工資也就15萬日元左右。雖然收入很低,但可以長期做,所以當時沒有足夠的危機感。”
開始工作後不久,店長認可他的工作表現,給他漲了時薪。因此,在連日加班的繁忙期,到手月工資有時也能超過25萬日元。然而那位店長被調走後,接下來近十年他一直沒有漲薪。他感覺到加薪與否全看領導的意思,與能力、經驗完全不掛鉤。
“我明明只是臨時工,但只有我會幹的工作卻越來越多。正式工不了解一線的具體情況,和客戶打交道時做不到臨機應變。我原以為自己想走的時候可以隨時走,但忙碌的工作擠掉了求職的時間。漸漸地,比我年輕的正式員工越來越多,現在連店長都比我年紀小。即便如此,對那些經驗尚淺的正式員工,我還是會盡量照顧到他們的體面。“
根據客戶情況調整訂單需求並保證按期交貨需要經驗和細心。做這些通常由正式員工做的工作,讓他很有成就感。
他被客戶誤認成正式工的次數也更多了。“咦,你是臨時工啊。我還以為你是正式工呢。”然而,男士對公司的貢獻沒有得到認可,而且根據上面的方針,他還被禁止加班,到手月工資最多只有16萬日元了。在男士看來,公司依靠臨時工維持運轉,卻不改善他們的待遇,甚至把人當“成本”。
“客戶都很信任我,可當我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向領導提建議時,領導卻覺得我在批評他。工資低、待遇差已經夠郁悶了,工作得不到認可對我的心理傷害更大,仿佛整個人都被否定了。”
責任該由誰來擔
十八年間,這位男士並沒有“躺平”。他一直在等待機會轉正,也投遞過其他公司,然而“應屆生”門檻阻斷了他的前程。簡歷的工作經歷欄只能填“打工”,所以被當作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新人;參加其他公司的面試時,也總會被問及“為什麼畢業時沒有找到工作”。白發已經悄悄爬上頭,而他現在還住在年過七十的父母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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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經歷過經濟飛速發展的一代人,為什麼還會“老後破產”,不工作就活不下去?工地周邊指揮交通的保安員、辦公樓裡穿著制服的保潔員八成已過70歲,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越來越多地重回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許多業績低迷、人員過剩的企業采取的措施不是裁員,而是最大程度縮減應屆生招聘名額。在這段“二戰”後最嚴重的“就業冰河期”從大學、專科學校或高中畢業的,正是20世紀70年代前期至8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們,包括全部團塊次代。
經歷“就業冰河期”的這代人常被喚作“冰河期世代”,用《朝日新聞》2007年專題連載的標題“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來稱呼他們的人也不少。這代人相比其他世代,沒有找到期望的工作,陷入不穩定就業泥潭的人格外多。這個稱呼似乎很貼近他們的自我認知,也有很多人自稱迷失的一代。
2000萬人規模的迷失的一代現在正值三四十歲,他們當中不少人工作依然不穩定,靠微薄的工資艱難度日,與父母同住,沒有成家,對未來感到不安。媒體還給他們起了“四十危機族”“中年打工族”等新名字。
本以為是找到正式工作前的過渡
再過20年左右,這代人也將步入老年。面對自己的老去,他們是什麼樣的心情?這裡我想介紹一位采訪中結識的男士。
這位41歲男士在一家公司當了將近20年的非正式員工。
他從關東地區的國立大學畢業那年,正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也是第一屆小泉內閣成立,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那一年。
這位男士當時也沒有想好畢業後做什麼,求職季只參加了三四家公司的面試,所以沒能找到工作。據說當年很多學生投遞了一百多家公司也沒有找到工作。他所在的大學情況也不樂觀,畢業時已經拿到錄用通知的人反而是少數。
大學畢業後,為賺取生活費,他開始在一家對公零售企業做臨時工。他沒有信息設備進貨銷售方面的經驗,工作所需的技能全靠自學和鑽研。很多兼職工和臨時工幹不了多久就會辭職,所以有時候他不在就忙不過來。他本以為這份工作只是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過渡”,沒想到一幹就是好幾年。
“當時覺得能有活幹就不錯了,現在看來是我想得太簡單了。起初時薪大約900日元,每月到手工資也就15萬日元左右。雖然收入很低,但可以長期做,所以當時沒有足夠的危機感。”
開始工作後不久,店長認可他的工作表現,給他漲了時薪。因此,在連日加班的繁忙期,到手月工資有時也能超過25萬日元。然而那位店長被調走後,接下來近十年他一直沒有漲薪。他感覺到加薪與否全看領導的意思,與能力、經驗完全不掛鉤。
“我明明只是臨時工,但只有我會幹的工作卻越來越多。正式工不了解一線的具體情況,和客戶打交道時做不到臨機應變。我原以為自己想走的時候可以隨時走,但忙碌的工作擠掉了求職的時間。漸漸地,比我年輕的正式員工越來越多,現在連店長都比我年紀小。即便如此,對那些經驗尚淺的正式員工,我還是會盡量照顧到他們的體面。“
根據客戶情況調整訂單需求並保證按期交貨需要經驗和細心。做這些通常由正式員工做的工作,讓他很有成就感。
他被客戶誤認成正式工的次數也更多了。“咦,你是臨時工啊。我還以為你是正式工呢。”然而,男士對公司的貢獻沒有得到認可,而且根據上面的方針,他還被禁止加班,到手月工資最多只有16萬日元了。在男士看來,公司依靠臨時工維持運轉,卻不改善他們的待遇,甚至把人當“成本”。
“客戶都很信任我,可當我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向領導提建議時,領導卻覺得我在批評他。工資低、待遇差已經夠郁悶了,工作得不到認可對我的心理傷害更大,仿佛整個人都被否定了。”
責任該由誰來擔
十八年間,這位男士並沒有“躺平”。他一直在等待機會轉正,也投遞過其他公司,然而“應屆生”門檻阻斷了他的前程。簡歷的工作經歷欄只能填“打工”,所以被當作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新人;參加其他公司的面試時,也總會被問及“為什麼畢業時沒有找到工作”。白發已經悄悄爬上頭,而他現在還住在年過七十的父母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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