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伊朗移民的自述:我为何会润到澳洲

日期: 2026-03-02 | 来源: 荞爸的澳洲来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澳大利亚 | 字体: 小中大
皮如斯·杰发里（Pirooz Jafari）出生于德黑兰，童年目睹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还有恐怖血腥的两伊战争。90年代，他移民来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一名律师，一个难民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用他的话说，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客厅里瞬间灯光全熄，每个人都被留在了未知的黑暗里，恐慌而无助。

（一）1979年以前，他其实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至今能够回忆起母亲做的家乡菜Fesenjan——石榴核桃炖鸡，是一种需要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的传统菜肴。冬天回到家，他和其他孩子雪地里玩，炖鸡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激发出对丰盛晚餐的想象，生活自足，充满希望。他也记得，他们家在除夕也一直遵循古老拜火教（Zoroastrianism，也就是明教）的习俗，在后院或街上用树枝点燃圣火，祷念“温暖我身，带走我病”（May your warmth become mine and my ailments become yours），等火焰自动熄灭。（张无忌若是知道了，对乾坤大挪移的理解或许能更深一层。）他母亲还告诉他，拜火教比犹太教都要久远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远古时代的人类，尽管相隔千山万水，文化都是一体的。直到今天，母亲依然在节日提醒他要找地方放一堆火。她无法理解，为何这在澳洲是违法行为。上世纪50到70年代，很多伊朗家庭生活富足，有房有车，教育免费。他母亲会讲英语，祖母会讲法语，他家在不少国家都有亲戚。许多欧美国家对伊朗护照免签，国际旅行也正时兴起来。那时候的伊朗女性比现在要强大自由许多。他的祖母相当于他们家的族长，身材矮小，却威严十足。每当有女人遭到家庭暴力，都会找她主持公道。她就会叫来那些不守夫道的男人，严厉斥责之下，他们无不唯唯诺诺，凛遵圣谕。那时候的朋友圈，有吃有喝有风景。总有二三十个亲戚朋友拉群订约聚会，桌子上堆满了美味佳肴，大家开着各种轻松无害的玩笑。

（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欢声笑语中开始掺杂着意识形态的争论，派别之间互相扣帽攻击，光明左使右使一言不合就割袍断义。学生上街散步，人丛时闻枪响，动辄血溅广场。报纸上充斥着暴力新闻，照片里堆满了被枪决的尸体。他们的日常社交圈里的朋友，常常无缘无故被捕或消失。这些都一寸寸拓展着他的童年心理阴影面积，40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可见，不可消弭。他的母亲本来是一位教文学的中学老师，革命以后，才40多岁的她就自动退休了。她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但是她不愿意戴头巾，不愿意教学生那些被阉割筛选过的太监教材。回家以后，她成了一位诗人，表达她的压抑、忧伤、愤怒，但那些充满了敏感词的语句注定会让她被永久封号，所以整箱整箱的诗集关在小黑屋里，都不知是否会有见到天日的那天。学校在动荡期间关闭了。等到重新开学，他发现同学只剩下了一半人，因为所有的女孩都被转走了。没多久，伊拉克侵略者攻打了伊朗边境，大量难民涌到了内地城市。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了难民的样子，是支离破碎的家庭，是被迫离家的同胞，是被“本地人”指指点点看不起的“外地人”。他们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必须要凭粮票肉票购物，但常常是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一无所获。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去黑市购买价高数倍的食物。在德黑兰被轰炸的时候，他会看到10米长的导弹从天而降，一排房屋夷为平地。他父亲朋友的女儿本该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却不知为什么去晚了。有一枚炸弹正好落在生日派对上，因此她亲眼目睹了35具小小的尸体从废墟中拖了出来，一下子惊吓晕厥，送到医院都没能活过来。

（三）那时候，西方影视剧在伊朗被全面拉黑，伊朗人只能私底下传播盗版录影带。有些录影带由于复制次数过多，图像几乎模糊不可辨，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希区柯克、伯格曼、费里尼，在各种艺术电影的影响下，他立志要做一个电影摄像师。但由于面试表现不佳，他最后在大学学了摄影专业。但是在伊斯兰世界，摄影是一个有诸多限制的行业，因为摄影意味着原封不动地反映真实。大学里、书店里的摄影书籍极其罕见，风景和物品的照片无伤大雅，但所有的人像都可以被扣上“有伤风化”的罪名。那些照片要么从书里撕掉了，要么裸露的肌肤都被马赛克处理了。他上街拍照时，常常会有伊斯兰小将上前随机盘问，编造出各种理由来禁止他摄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辆白色四驱车在他面前突然停下，车上四个人走下来将他团团围住，提出各种无理取闹的问题。甚至有一次他只是看了一部有关摄影技巧的进口书籍，校长就怒斥他说，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边境为你负重前行，你居然还岁月静好地观赏半裸女人的图片？大学毕业以后，他发现在这个表达空间极其逼仄的社会里，摄影艺术，或者说任何艺术，都看不到未来。对一个热衷艺术的青年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或者说，是不润，孰可以润？他找了移民中介，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职业居然很轻松地就拿到了澳洲的签证。

（四）来到澳洲以后，他的兴趣点忽然发生了转变，想要做一个律师。关于技术移民转行这件事，移民局费尽心机的筛选恐怕是很失败的。为什么要当律师呢？他回想起自己在伊朗经历过的一切，体制严酷，法治缺失，人拳沦丧，权力无界，让他急切地想搞明白，在民主国家这一切是如何有条不紊地运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继承了家族的平权血统。他的母亲是女权主义者，他的祖父是社会活动家，经常为弱势群体代言，社会公平问题是他家餐桌上的常见议题。他在澳洲读法律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选择了公司法方向，只有他一个人对人拳问题感兴趣。毕业以后，他就在Redfern的一家难民法律服务所当起了志愿者。后来，他成功地帮一个邻居的索马里侄子（女）申请到了澳洲签证。他说，澳洲人非常幸运，不用去经历伊朗社会严苛的一切。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是无法想象那种生活在恐惧中的滋味的。有时候，他在澳洲看到白色的四驱车，都会不禁惊惧。每次伊朗大使馆给他发邮件，他都会一阵紧张。虽然他未曾后悔移民澳洲，但想起压抑的青少年岁月，想到被逼着抛开一切背井离乡，想到当初的万般无奈别无选择，尤其是想到父母晚年跟自己相隔万里，时间越久，就越是感到辛酸。如果本来过得好好的，谁愿意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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