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原着是单线悲剧剧集是复调喜剧

_NEWSDATE: 2025-06-19 | News by: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李宁

近日，由马伯庸所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热播。该剧从“驿传荔枝”这一微小的历史典故切入，描画了一幅唐朝官场与民间的百态图。原着小说全文仅7万余字，情节凝练，人物集中，可谓短小精微。剧版《长安的荔枝》则将其扩展至35集的叙事体量，通过新增故事副线、重构人物群像、强化谐趣风格、补充历史细节等方式，为原着骨骼填补了更为丰富的肌理与血肉。这种对于文学留白的创造性填充，如同打开了原着的隐藏关卡，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更为宏阔、鲜活的故事世界中。

角色不忠于原着就是魔改吗

《长安的荔枝》讲述大唐小吏李善德被同僚算计，去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极限时间和匮乏条件下，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至五千余里外的长安，以贺贵妃生辰。

原着小说可谓李善德的独奏曲，几乎所有篇幅都聚焦于这位九品小吏的生死时速与官场苦旅。剧版则大胆挥毫，将李善德的妻子改写为亡故，增加了小舅子“郑平安”一角。剧作由此突破了原着单线叙事的限制，以李善德受命转运鲜荔枝的主线为经，郑平安卷入官场派系斗争的副线为纬，编织出更为复杂的故事空间。一颗荔枝引出的是唐代官僚体系、民生百态、权谋博弈与家族命运错综交叠的图景。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编，自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对许多原着粉丝而言，删去情深义重的妻子、新增油嘴滑舌的小舅子，这种改写大有“魔改”之嫌。一直以来，以是否忠于原着为标准来判定艺术改编成功与否，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标准。但这对于改编者而言，却是强加的镣铐。况且，即便改编要忠于原着，也不应强调情节与人物上的机械照搬，而是要强调二者内在精神上的交相呼应。

以此观之，剧版是在契合原着内在精神基础上的合理改编。原着中，李善德接受敕封的“荔枝使”这一荒诞差事，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这让他最后勇敢面斥右相的行为缺乏更为坚实的内在动机和转变逻辑。而剧中，妻子的亡故意味着李善德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情感寄托，强化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悲情底色，推动他从原着中被动接受命运枷锁走向主动突破命运桎梏。通过将家庭温情置换为生存绝境，剧版强化了个体抗争时的孤独感与无助感，使得李善德的人物命运更具悲剧张力，也让他最终的反抗更富有感染力。

“郑平安”这一角色的加入，与李善德构成了一庄一谐、互为镜像的人物关系。明算科出身的李善德忠厚固执、不善逢迎，在官场上举步维艰。郑平安是他的人生反面，深谙官场之道，处事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前者代表的是技术理性，后者体现的是官场智慧。

这对性格迥异的“欢喜冤家”不仅提升了故事的戏剧张力，也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原着以冷峻、沉郁、严肃的笔触包裹黑色幽默的内核，凸显小人物在荒诞、绝望的处境下艰难求生的悲情命运，以及宦海沉浮中仍然葆有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剧版在保留黑色幽默特质的同时，更强调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等表面元素来制造笑料，以此形成轻松、诙谐的历史轻喜剧风格。

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意在通过李善德与郑平安的双主人公设置，在相互映照中建构更为饱满、可信的人物弧光。二人的人生轨迹看似南辕北辙，最终殊途同归。李善德虽为官场蝼蚁，但心系国事民瘼；郑平安虽工于钻营，却誓死扞卫家族尊严。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或笨拙坚守，或油滑周旋，不计代价地守护着心中珍视之物。

群像人物丰满岭南图景别致

限于篇幅，原着小说几乎可以说是李善德的独角戏，其他的人物往往寥寥几笔，未深入展开。剧版的一大亮色，在于变独角悲歌为群像长卷，织就了一张覆盖朝堂、市井、商贾、边陲等多层面的人物网络，铺展开一幅立体多维的大唐浮世绘。

该剧的群像戏，一方面体现在描画出了层级分明的官场众生相。在长安巍峨宫阙的阴影下，右相翻云覆雨，左相蛰伏布局，鱼朝恩权倾内廷，他们的每一次博弈都裹挟着朝堂震荡；以上林署为代表的官员们将推诿扯皮化作职场生存的厚黑哲学；岭南刺史何有光与掌书记赵辛民，将地方治所变成权力寻租的乐园；隐于暗处的空浪坊坊主云清则揭示出权力运作的隐秘本质。

剧中对于何有光、鱼朝恩等角色的塑造着力颇深，演员的演绎也十分出彩。例如海盗出身的何有光身为地方大员，议事时大嚼甘蔗、心不在焉，一到斗鸡场却精神抖擞，为了钱财不择手段，将地方治理得乌烟瘴气。该剧将其塑造为一个豪横跋扈的喜剧反派，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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