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不願傾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批評意見?

日期: 2024-11-01 | 來源: 自由亞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評論｜余傑：中共為何不願傾聽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批評意見？ https://t.co/1aulTZX9hv—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November 1, 2024

中國的“榨取型制度”必然導向“失敗國家”之路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名美籍經濟學家。諾貝爾委員會表示，三位獲獎者“開創了實證和理論方面的新方法”、“找到了導致當今許多低收入國家薄弱制度環境的歷史根源”。

他們於 2002 年共同完成的論文《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代表著三人的核心思想框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確實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並不能完全解釋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制度才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不良的制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具體來說，“包容性制度”有助於長期經濟增長，“榨取性制度”則會阻礙經濟發展。“榨取性制度”或許可以在短期之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納粹德國、蘇俄和中國都有這樣的經驗，但長遠來開，它必然導致國家走向失敗之路。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艾塞默魯和羅賓遜將中國定義為“榨取性制度”和“威權式成長”。對於中國洋洋得意地宣揚的改革開放、大國崛起、北京共識，他們解釋說，“過去數十年中國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所致。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存在，此一趨勢變得更加困難而非容易。”他們寫道：“在中國，共產黨是萬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的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麼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僅就新聞自由而論，“黨對媒體的控制，包括對網絡的控制，達到空前的程度。媒體都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自我審查的背後有一個奧威爾式的機關，監聽談話與通訊，關閉網站與報紙，甚至選擇性地封鎖互聯網上的特定新聞。”他們認為，如果政治制度不作出重大改變，中國必將陷入失敗國家的泥沼。他們對中國的批評言之有理、切中肯綮。唯一不甚准確的描述是，中國的體制不是他們說的“威權”，而是“極權”——威權有向民主轉型的可能，極權則只有自爆這一種結局。

十多年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中國出版時，對中國的批評部分全被刪去。即便如此，中共當局還是不能接受書中對民主政治和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肯定，安排御用學者赤膊上陣，對學者發出聲討。2014年，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虎濤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失敗》一文，辱罵該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認為該書忽視了一個關鍵性問題：某一國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與另一國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關。換言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結果，而不是中國自身政治經濟制度的問題。這篇反駁文章，並非嚴肅的學術討論——它很快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放在顯要位置，作為中共官員的“學習數據”。

艾塞默魯等三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對攻擊他們的中共御用學者狠狠打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沒有失敗，攻擊其失敗的言論才失敗了。10月14日，艾塞默魯通過現場電話聯機的方式回答記者提問，對於如何解釋專制中國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繁榮的問題，他表示，中國案例對其研究結論確實構成了一定挑戰。但他認為，雖然中國等專制政權通過投資AI等創新領域獲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方面不及民主社會。

中國的媒體報道了艾塞默魯等獲獎的新聞，卻沒有報道他的這段話。

中國為何走不進“自由的窄廊”？

艾塞默魯和羅賓遜合著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一書，用更多的篇幅討論了中國為何無法進入“自由的窄廊”。

作者認為，自由在歷史上很罕見，走向自由的是一條窄廊，而非一扇大門，這個比喻與聖經中“窄門”和“少有人走的路”的說法暗合。“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截止今日，只有少數國家邁進自由的窄廊，大多數國家依然徘徊在自由的窄廊之外。而不能邁進自由的窄廊，就不可能成為真正成功的國家。

兩位作者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在書中粗線條地描述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他們認為，古代的中國是“受命於天”，皇帝用孔子和商鞅，也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來進行統治。到了共產黨時代，“受命於天”變為“受命於馬”（馬克思）。毛澤東到鄧小平的轉型，跟唐宋和明清之間的轉型相似，都是放寬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刺激經濟成長，讓市場和民間企業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但是，“這種成長仍然是在國家機器的監督下、看著國家機器眼色的專制式成長”，“任何經濟成長和社會轉型，都可能被共產黨視為政治動蕩，在政治上具有威脅性，因而可能轉而反對經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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