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費的政策,消費還不夠強勁?

日期: 2024-11-01 | 來源: 風聲OPINION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10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從5%調至4.8%。這次下調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擔憂消費復蘇不及預期”。

其實，從國慶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當多的政策惠及房地產、股市、企業，也包括居民消費。“刺激消費”一度成為媒體報道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匯。

中國的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這是老生常談了。光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也幾乎成了各方共識。然而，盡管專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費的政策措施，消費還是不夠強勁。原因何在？

從根本上說，消費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結果，消費低迷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問題。那麼，消費是可以被“刺激”的嗎？或者說，要想促進消費，除了“刺激”，是否還有其他途徑？

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低，影響消費能力

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認為，消費者的當期收入可以分為永久性收入和臨時性收入兩部分，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可以預計到的長期收入決定的。因此，當政府試圖用短期的政策來影響消費時，往往不能奏效，因為人們增加的收入是臨時性的，不會立即增加消費，更可能轉化為儲蓄。

例如，當政府試圖用稅收政策影響消費時，如果減稅或增稅是臨時性的，消費就不會有大變化，只有永久性稅收變動，政策才會有明顯的效果。

簡單說，一個人的消費取決於他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消費能力是指一個人最多能消費多少，大體上相當於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費意願指一個人願意將多少收入用於消費，主要取決於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非常關鍵的是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人們對未來的收入的預期越樂觀，消費意願就越強，甚至願意借錢消費；反之就會將更多的收入存起來。

讓我們再回到居民的消費能力。居民的消費能力，依賴於國民收入在部門間的分配狀況。也就是說，個體層面上的消費能力，在宏觀層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決定的。

根據殷劍峰等人的研究，從2001到2020的二十年間，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國為76%；同一時期，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是63%，而美國是92%。那麼，要提高中國的居民消費率，有三個途徑：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費傾向，

三是同時提高兩者。

自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峰以後，在居民消費傾向趨於上升的同時（直到新冠疫情期間被打斷），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2019年的數據甚至低於2012年。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國家水平僅一步之遙，那為什麼會出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的情況呢？

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投資為主導的，其中又是以建設投資為主導。統計顯示，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建築投資與設備投資之間的比值，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這種投資結構也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謀發展”的結果這個事實，相應的，作為土地出讓者的政府，財政收入也不斷提高。在土地越賣越少或房地產市場冷卻下來之後，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過舉債獲得建設投資所需的資金，即便出現暴雷等問題，也往往通過超發貨幣解決，實際上再度把國民收入從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轉移到了政府部門。

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後，投資決策由政府做出，會改變經濟運行的信息基礎，即從分散的、私人投資，轉變為集中的公共投資，這也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向往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等體制內工作的一個原因。

但這種集中投資，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擠壓了企業家得以湧現和成長的空間。

與其刺激消費，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收入和經營收入大體相當於勞動報酬；財產性收入包括利息、紅利、租金等。財產性收入和勞動報酬一起構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轉移支付收入則是指政府通過再分配途徑給予居民的收入。

殷劍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居民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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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投資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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