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辦這學校的目的就是消滅這學校

日期: 2021-10-10 | 來源: 新京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今年3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編寫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17.2%,重度抑郁為7.4%，初中階段的抑郁檢出率約為三成，重度抑郁檢出率為7.6%-8.6%。

　　從某種意義上看，“問題孩子”的定義似乎更寬泛了。關於“問題孩子”的定義，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曾經問過詹大年，“問題孩子”本身是否也意味著貼標簽？

　　“我其實想過這個問題，但確實還沒有想出如何避免‘貼標簽’的方法。我總不能等到不貼標簽的方案出來後才辦學吧？再說，‘問題孩子’本來就存在，各種說法和定義又有多大區別呢？”在學校對外的官方表述中，詹大年幹脆把這個群體統稱為“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

　　根據媒體報道，在中國，工讀教育被認為教育、矯治和拯救“問題孩子”最早的創舉，1955年我國第一所工讀學校在北京海澱開辦。

　　然而工讀學校一直備受爭議，上世紀90年代以前，工讀學校大多招收的都是有輕微違法犯罪，不夠勞動教養或判刑的“警送生”。盡管這些年一些工讀學校積極轉型招收學習偏常、心理偏常、品德行為偏常的“問題孩子”，但很多家長對工讀學校依然抱持偏見，不願意把孩子送去。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的統計，與1966年的200余所學校相比，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工讀學校只有93所。湖南省岳陽市春雷學校校長周龍在論文中寫道，“辦專門學校壓力與風險大，各方支持力度小，教育質量提升難，辦學回報周期長，導致部分專門學校苦苦支撐最終難以為繼只能停止辦學。”

　　但在另一邊，各種矯治類商業機構層出不窮。網癮是“問題孩子”中的突出問題，2014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曾明確表示，“我國尚未批准專門從事網絡成癮治療的醫療機構”，因此大多數網癮戒治機構以“咨詢中心”和“成長學校”的名義存在於市場之中，相關法律或行業監管仍是空白。十年裡，媒體曝光了大量存在毆打、監禁、虐待的矯治網癮機構。

　　丑小鴨中學也有學生此前去過這類矯正機構。一個來自昆明的男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此前所在的一家培訓機構招收對象跨度從小學生到成年人，其中年紀最大的“學生”30多歲，被父母和妻子送進來戒網癮。學校開設國學、法律、樂器、書法四門課程，平均一周能上一次課，其余時間安排了強度很大的體能軍訓。如果犯錯會被關小黑屋、扇嘴巴，用高壓水槍滋水以及操場跑圈將身上的濕衣服跑幹。這樣的機構每個月收費8000多元，11個月為一期，一年下來加上雜費接近10萬元。

　　丑小鴨中學也面臨同樣的質疑。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時，都會有些難以啟齒地問出那個問題“打學生嗎？”詹大年回答說，“我的理念是絕不打孩子，但是我真的很難保證學校裡完全不發生這樣的事情。”

　　學校成立之初，詹大年從警校招了幾位生活老師，負責學生訓練和生活。剛畢業的年輕人也不過二十出頭，火氣正盛。一位90後的生活老師曾懲罰學生抽煙，用腰帶抽打。許多丑小鴨的孩子稱，現在體罰偶爾會有，但已經很少了。

　　在這樣的學校，文化課老師最難招聘也最難留下，楊柳統計過，早幾年因為被學生氣哭辭職的老師就有六七個。目前，學校資歷最久的老師在學校還不到五年。

　　學校的一位文化課老師偶爾會感到困惑，“在丑小鴨當老師，最重要的是磨平自己的性子。”學生身上“天使”和“惡魔”的特質是共存的，課堂紀律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成績本來就拔尖的孩子，仍然要重點關注他們的學習成績。

　　老師們也能感受到家長的焦慮，有些家長把孩子送來的時候，孩子已經完全自閉不說話了，家長只求恢復正常就好，當情況好轉了，家長第一反應還是“學習”。

　　今年9月，詹大年的一位粉絲受到情懷感召，應聘丑小鴨，她是江蘇一所重點高校畢業的研究生，特地辭掉工作來到昆明，只幹了兩周便“忍受不了”，辭職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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