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来的时候,才知谁穿莆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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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资本主义中,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购买的东西直接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赢(或输)了多少……但这是一个由无知教唆的营销骗局,只会增加品牌银行账户里的钱。”Aleks写道。
莆田的仿鞋商Chan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做起了高仿鞋的生意,并无介怀。
虽然会面临监管的突击检查和潜在的诉讼,但他仍然能够维持生计。他说,支撑他的生活、让他的业务放缓的主要因素,是那群挑剔的鞋迷。“他们当中,一些是高中生,一些是大学生,这些是我们的主要人群。”Chan回答道。
在莆田还有这样一句口号:“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
莆田的“鞋路”
美版GQ有过这样一个评估,如果按照对经济价值和知识产权侵权来算,假冒运动鞋是一个价值 4500亿美元的市场,这是极大的诱惑,莆田也从中分到了蛋糕。
但今天来看,莆田走的“鞋路”并非明智之选,从法律到监管、再到大众消费者,更多人有了“打假”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走“高仿”路线已经不合时宜,且涉违法。
莆田之所以误入“造假仿制”的歧途,源于危机下,莆田人目光并不长远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莆田接棒台湾,成为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接受地,制鞋业便是其中之一,凭借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加上原材料优势、当地原制鞋传统,莆田积累了技术和熟练工人,制鞋业飞速发展,鞋革企业集中,相互配套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每年产鞋超亿双,销往30个国家和地区。
福建莆田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人生产代工运动鞋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却出现了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莆田代工厂的订单量急剧收缩,本就低廉的利润再度缩水。
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和生存空间,通过代工厂的便利,当地鞋厂拿到了品牌设计图纸,同样利用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生产仿冒品,莆田由此走上了“仿冒”之路。
品牌高附加值带来的更高利润,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借着电商、微商风口再度起飞,又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莆田制鞋产业,没有顾忌地偏向了仿制假鞋。
前莆田市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其实一直以来莆田鞋质量都很好,但总有个别不法分子在做假冒鞋子,莆田一直在严厉打击。并且,莆田国际知名品牌代工业务增多,致力于推动联合创牌。
但相比之下,距离莆田100公里、同样承接了台湾制鞋业转移的晋江市,品牌创新的路走得更快。在相同的危机面前,虽然晋江也走过“仿冒”的路子,最终它把资源集中到“自主研发生产”的大路上,时运相济,晋江成功了。
2016年5月底,福建莆田,警方正在查封一家售卖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假鞋的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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