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來的時候,才知誰穿莆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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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即便假冒偽劣產品做工拙劣,但這更多是審美評論而非道德評價。當仿冒品的品質越來越有說服力,“為了擁有品牌的官方認可印章而支付過高的價格,這真的合理嗎?”他質問。
“一副仿制的Celine太陽鏡,我懷疑它們的質量,我用了兩年半,磨損得更糟了,但我只支付了原價零售價的三分之一,我並沒有特別煩惱。”他分享著對仿品的使用體驗。
莆田的假鞋在外觀上很難被識破
Aleks承認假貨與正品之間可能存在質量差異,但他進一步質疑:“如果二者都是工業流水線批量生產,那麼真的假的,有什麼區別?”
Aleks的不滿並非沒有道理。
耐克、阿迪達斯的品牌加工廠大量集中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充分占據著這裡的廉價勞動力、借助於原材料的就近配套,極大降低了成本,在分配利潤時,產業工人在價值鏈當中處於底端,只能拿到最低廉的薪酬。
據國際消費者聯盟早年的一項調查,工廠的毛利僅占2%,人工費用更是只有零售價的0.4%。這意味著,一雙標價600的耐克,莆田的正品代工鞋廠只能賺到12元,工人只能賺到2.4元。
中國耐克工廠的工人
單論生產制造這一點,使用了同樣材料、同樣由流水線工人加工而成的高仿鞋,其實和正品鞋並沒有不同。
此外,近年來,品牌炒鞋大熱,慣以聯名限量版制造惜售哄搶的氛圍,又借廣告刺激欲望,品牌樂見將正品束之高閣,標明上萬的高價,放在大多數人無法觸及的地方。
從這一點來看,品牌自己造就的排他性、價格篩選,也助推了高仿鞋的繁盛,這也讓一些大眾消費者難以對被侵犯知識產權、但使用廉價勞動力做到利潤最大化的品牌公司產生同情。
綜合比較,高仿鞋勝在價格便宜,而正品贏在創新設計,但設計提供的溢價是否有所值,在法律和大眾消費各自的判斷裡,有不同的衡量尺度。
上海警方偵破假冒知名品牌運動鞋案,涉案金額達1.2億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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