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困擾:華裔少女回中國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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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文網30日刊發題為“一個華裔少女在江蘇小鎮遭遇的身份困擾”的文章, 作者:IreneHan(韓琳),加州聖荷西Lynbrook高中的高三學生。全文摘編如下: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我總認為自己,怎麼說呢,是美國人。雖然我父母都是二十幾歲才從北京移民到加州,我自己也長得像個典型的中國年輕人,但是這在我住的硅谷並不算稀奇。我上的都是以亞裔學生為主的美國學校,交了像我一樣的第二代亞裔朋友,在家我和父母講中文,加上每星期上中文課。我以為這就是地道的美國生活。
但我近兩來中國的經歷就讓我覺得事情遠遠不是這麼簡單。
在上高一和高二前的暑假,我參加了“一九九零學社”贊助的America China Exchange(ACE)夏令營。“一九九零學社”是一個設在舊金山灣區的非營利組織,目的是培育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友好關系。ACE是江蘇省江陰市峭岐實驗小學和加州舊金山灣區的一所中學的學生和老師交流的項目,但參與的學生和老師並不局限於學校。該項目的組織者是美籍華人吳南燕女士,這個一年一度的交流項目,也是為了紀念她的父親----畢業於峭岐小學的香港商人吳文政。
每個暑假,會有15名美國老師和美國中學生到中國教中國老師和三到五年級學生英語。另一方面,美國老師和美國學生向中國老師學中文,到當地人的家裡做客,參與文化活動。去的美國學生多少都學過一些中文。
我在峭岐實驗小學的英文夏令營當助教。在三周時間內,我們美國老師和雙語助教舉辦了從讀書到手工制作的英語課。在十個美國助教中,只有兩個是華裔美國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個是我的室友。
我幾年前第一次聽說ACE就很好奇。雖然我來到北京好幾次,卻從來沒有交到除親戚之外的朋友,所以我盼望和中國小孩交朋友。我在家人包圍下的北京體會到的中國,與我在峭岐鎮所經歷體會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夏令營的第一天早晨,我們很早就起來了,又困又興奮地登上了去學校的汽車,期待見到要和我們交流的學生。我們都特地穿著紅色衣服,以為這是入鄉隨俗之舉。在前往學校的路上,我們離開入住的江陰市區,進入了小城鎮峭岐。在清晨的陽光下,勞動的農民點綴在我們路過的稻田裡。在離快速發展中等城市的江陰市僅半小時車程的峭岐鎮,高樓變成了陳舊的房屋和商店。這的確和我們那充滿了星巴克、Safeway(美國常見的連鎖超市)和新科技的世界截然不同,然而這樣的現實突然變得更加清新了。
我們走進學校時, 看到了非常熱鬧的一幕。很多父母帶著孩子三個人擠在一輛電動摩托車上去學校。夏令營開始第一天,學生們排成兩隊在學校門口為了迎接我們。當我們走過時,他們一邊舉起手裡的花一邊說“歡迎!歡迎!”。在我美國的學校,交換生來時都沒有受到這麼隆重地迎接。這種歡迎方式是給那些名人和政客的。
我們ACE團隊的基本任務是教中國學生英文詞匯和發音,並培養他們長久的英語學習興趣。不過,ACE更深層的目的正如同”一九九零學社”網站上寫的那樣擴大中美人民之間的了解/建立信任。”在我看來,它不單單是和中國助教和學生進行交流,而且是進一步交換想法和建立持久的友誼。
我們在峭岐實驗小學的教室裡,第一個任務是搬課桌。我們把原來整齊而孤立排列的課桌並在一起,七張課桌一組。這樣,學生在課堂上就不僅僅是與老師交流,彼此之間也能面對面地互動。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本身就是一件新鮮事。
三個星期過得很快。這些學生8到10歲不等,每個年級的學生無論是在個性、學習勁頭或者英文水平,都有著差異。學生們跟著“The HokeyPokey”(一首經典的英文兒歌) 邊唱邊跳,聽我們助教朗讀Dr. Seuss在1957年的經典作品《The Cat and theHat》,和我們玩“SimonSays”(一個考小孩聽力的游戲)。從這些活動中,學生們學會了身體部位和家用物品方面的詞匯,以及如何用英文表達指令。
在課堂上,我注意到了中美文化的一些差異。比如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中美之間就有很大的不同。就我的觀察,中國學生對老師更尊敬,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恭敬地遵從老師的指導。這可能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系,中國的傳統注重權威的大小順序,比如小孩得尊敬父母,學生得尊敬老師,等等。我在美國的學校,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沒有那麼嚴肅,更有點像朋友的關系。我們學生在課堂上和老師開玩笑,反之老師也可以和學生開玩笑,而且我們在補習時間和課後,會跟老師聊聊天。例如有一次在學校裡,我的老師告訴我們他的未婚妻問他是更喜歡她還是我們學生。老師說他回答更喜歡我們學生。我們立刻歡呼起來,同時一個學生開玩笑說:“看樣子有人的婚禮要取消了。”
另一方面,在課堂上,峭岐小學的學生通常比美國學生更加謹慎。舉例來說,我們在課上教英文時,學生們不敢試著念出一個沒有學過的單詞的發音。在閱讀練習時,我讓小組學生們大聲的念出來,直到他們因為生字停頓下來。我就領著他們練習每個音節的發音,即使在都念對了每個音節的情況下,他們還是不敢試著完整地念出整個詞。根據我的經驗,在美國,老師會鼓勵學生大膽說出自己的推測。老師經常對錯誤答案的重視程度和對正確答案的重視是差不多的,因為這證明學生在試著了解和運用所獲得的知識。在峭岐的課堂上,在學生不知道正確答案的時候,不管我怎麼勸說,他們往往都不肯猜。根據我的觀察,也許這是因為中國老師通常會向學生提供所有正確的答案和知識。學生基本上只用吸收和掌握這些知識,而不需要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結論。因此,峭岐小學的學生開始很不適應西方的教育方式。
由於我們把大約30個學生的班級分成幾個7人左右的小組, 學生們變得更主動參與課堂活動。他們慢慢地放松下來,並且對自己能力和信心也增強了。另外,學生們也似乎更願意說英文了,並試著在平時也用點英文交流。直到那時我才發現他們平常在課堂上學的是英式英語。一次課堂上小孩問我她是否可以去上廁所,她英文說的是“WC”(即watercloset)。我當時沒聽懂她要什麼。幸好我身邊的另一位助教聽懂了。
因為我說中文還算流利,而且長著中國人的面孔,所以學生們對我格外熱情。我們在課間和課後聊天,彼此之間變得越來越熟。我們一起開中英文結合的雙語笑話。一個五年級學生的最有趣:他伸著四個勾著的手指,宣布是“彎的four”(wonderful)。我還學了些漢語的俚語。我對“超”:這個詞一見如故,從飲食(“超好吃”)到觀光(“超好玩”),用得不亦樂乎。通過練習,我尷尬的中文句子變得更流利了。每一天下課時,學生們像我一樣舍不得離開。女生會擁抱和親一下我們的臉蛋,而男生都在門前排隊為了和我們熱情地擊掌。
直到後來,我才發現他們一直把我看成是和他們一樣的中國人。因此他們疑惑不解我為什麼總是把自己說成是“美國人。”
“姐姐,”一個小女生課前忽然問道。“如果你是美國人,為什麼頭發不是金黃色的?”我笑了,然後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嚴肅的提問。我立即說明了我的中國血統,但是學生還是不懂。
“你就是中國人呀!”她回答。
在我所住的江陰,我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吃完晚飯,我的華裔美國室友和我叫了個出租車。坐在車裡,我們自動的換成英文聊天,然而司機覺得特別奇怪。當司機問道我們是哪裡人,我們回答是美國人。
“美國人?”他半信半疑,並從後視鏡掃了我們一眼。“怎麼會呢?”
這時我已經在峭岐小學經歷過好多相同的問題,所以再一次解釋我的父母在中國出生但是因為我在美國出生,所以就是美國人了。我以為他會理解。畢竟他不是小孩,應該能明白這件事。
然而他不容質疑地說:“不可能。沒這種事!”他似乎無法把我們看成美國人。
經歷了這兩個暑假,我才開始琢磨:我到底算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顯然,我是兩者兼有,然而現在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並不那麼重要了。我已經不能簡單的用種族或文化或國籍來定義。除了這些以外,我還是一個小作家,一個小畫家,一個校隊的跑步運動員;我是一個高中生,一個女兒和一個姐姐。是的,我喜歡吃中餐也愛西餐,跟我父母說中文,跟我朋友說英文,喜歡讀《射雕英雄傳》和《哈利波特》。在某種程度上說,IreneHan和韓琳代表了我的兩個身份,而在你眼中我是誰,其實只由你的觀念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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