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到中國看病,第一批從中賺到錢的人出現了

日期: 2026-05-06 | 來源: 鳳凰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3月26日，廣東省衛生健康委等公布了首批國際醫療服務試點醫院名單，25家醫院入選。自此，廣東也成為北京、上海之後，又一個在省級層面推進國際醫療服務試點的地區。

趨勢是顯著的：自簽證政策逐步放寬以來，2025年，外籍患者赴廣東就醫總量，同比增長超20%。魏薇在廣州上大學，去年9月，她開始兼職英語陪診。她的客戶來自外貿行業，會專程從塞內加爾，飛來廣州體檢。在小紅書上，她把這份工作描述成“英語博主就業新出路”。

鳳凰網此前報道，去年11月，英國博主Amie從倫敦飛到北京，跨越9500公裡，只為看胃鏡，帶火了“中國醫療旅游”。與此同時，在TikTok上，“來華就醫”、“中國醫療費用”也成了熱門關鍵詞。

人們開始談及醫療旅游的潛力。上海私立醫院的院長開始視海外市場為新的增長點；從事十多年跨境醫療服務的中介機構，也正在打破“送中國富人海外就醫”的單向流動，努力對外拓展，爭取更多的外國患者來中國看病。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個問題：外國人來看病，會不會搶了中國人的號？

對此，廣東省衛健委首次劃定了邊界：專家需在足額保障普通門診出診量、不減少普通門診號源的前提下，方可開展國際醫療門診服務，杜絕醫療資源向國際醫療過度傾斜。

“世界范圍內，醫療旅游有上百年的歷史，每年有1500萬人為了看病，在天上飛來飛去”，上述跨境醫療中介機構的高管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產業，中國“才剛剛明白過來”。

魏薇是在小紅書上找到這份工作的。

去年9月，她還在廣州讀大三，學新聞，同時在一家公司實習。某天刷到一條招募帖——“帶老外去醫院看病”後，她投了簡歷，通過中介認識了第一個客戶：一對來自塞內加爾的夫妻，在廣州做了將近十年外貿。妻子從非洲飛來體檢，到現在已是國際醫療服務試點之一的廣東省中醫院就診。

體檢報告出來，問題不少，最異常的是：血糖接近20mmol/L，是正常上限的三倍多。魏薇逐項給客戶解釋，又陪著去復診、門診，最後醫生建議住院。

辦住院手續那天，魏薇在六樓上上下下，來回跑了三四趟——交押金、填表、在護士台回答護士的問題：有沒有忌口、大便怎麼樣、哪裡痛。“我一個中國人都搞得一頭霧水，”她說，“更別說語言不通的外國人。”

住院六七天，客戶全程自費，花了將近一萬塊錢。

接完這單，魏薇對這份工作有了新的判斷：外語能力只占四成，剩下的是服務和耐心。她接的這單是低價單，400元一天，是市場價的一半，但她還是願意繼續：“陪診可以摸魚，排隊的時候沒事幹，真的很輕松。”

像魏薇這樣的陪診師，是入境醫療服務產業的一個節點。入職私立醫院的陪診師丹丹告訴鳳凰網，1月份，她看到BOSS直聘和獵聘上出現了不少陪診師崗位，年薪在7萬到13萬之間，對於學醫但不願意從醫的她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過去許多年，中國的醫療中介是為中國人赴海外就醫單向服務的。蔡強是盛諾一家的董事長，國內最早做跨國醫療服務的創業者之一，在幫助國內企業家到美國就醫方面，積累了十五年經驗。去年下半年，他看到印尼等周邊國家患者來華就醫的需求，成立了專門的業務部門，希望吸引他們來華就醫。

印度尼西亞每年超過百萬人出國就醫，主要目的地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國完全有潛力吸引印尼的中高端客戶，醫療水平比印尼高，而且價格也有競爭力。”蔡強說。

Troy也在去年創業，搭建了醫療旅游服務平台。他曾在藥企工作。2025年，他觀察到，醫保改革的大背景下，為了創收，至少有20家公立醫院成立了國際部。政策層面，上海批准了22家公立醫療機構為“國際醫療旅游試點單位”。他相信，憑借價格和技術優勢，中國能在眾多傳統醫療旅游目的地中找到一席之地。

盡管在TikTok上，英國博主Amie帶火了中國醫療旅游，但蔡強和Troy都認為，中國最大的目標市場不是歐美患者，而是中國周邊國家患者。

“你永遠看不到比爾·蓋茨飛去印度看病。”蔡強說。

他把全球醫療流動，分成兩種路徑：發達國家的低收入者向下就醫，追求更低的價格；醫療欠發達國家的高收入者向上就醫，追求更好的品質。他認為，中國的機會，在於後者。

Troy提到孟加拉國。去年8月，孟加拉國政權更替，親印政府下台，原本赴印度就醫的孟加拉患者，轉而流向了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每個月大概有幾十個孟加拉國患者，到昆明和廣州看病。”

重疾治療“客單價高”，“腫瘤治療費用基本在20萬以上，血液病費用能達到百萬”，Troy說，幾千位患者來看病，就是很大的市場了。

另一位了解東南亞市場的醫療旅游創業者，也告訴鳳凰網，在中醫康養方面，國內針對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客戶的定制化醫療，客單價收費在8到20萬之間。商業價值之高，是他決定在今年2月，進入跨境醫療的原因。

去年9月，那位塞內加爾客戶住進廣東省中醫院第二天，護士拿來了一塊穴位貼，埋針扎進皮下。每次做治療之前，客戶都要問魏薇：疼不疼？

這是魏薇第一次意識到，帶外國人看病，難的不只是語言。

查房時，醫生開出一味叫“僵蠶”的中藥——一種以蠶為原料的藥材，並問她：病人能不能接受？魏薇解釋不了，就去小紅書搜了張僵蠶的圖片遞給患者看。客戶盯著屏幕，明顯不情願。魏薇只好笑著補充說，不是生吃，是放到藥裡煲的，中國人常這麼用，不要怕。最終，客戶點了頭。

樸永鎮是上海冬雷腦科醫院的全科醫生。他是韓國人，精通中日韓英四門語言，在中國醫院工作的九年，累計接診超過4000名外籍患者。對魏薇所體會到的不同國家患者的認知和就醫習慣差異，他深有體會。

他以中醫舉例。歐美患者對針灸接受度較高，但對湯藥顧慮重重；而中東地區和部分亞洲患者則有所不同——“只要有效果，他們並不排斥針灸和中藥”。說這番話時，樸永鎮剛剛查完一位來自中東的住院患者。該患者記憶力減退，在當地求醫未果，便專程飛來上海。吸引他的，便是中西醫結合的保守治療。

不過，冬雷腦科院長宋冬雷，則花了更長時間，才理解查房方式的文化差異。

宋冬雷過去是上海華山醫院神經外科的主任醫師，離開體制後，於2019年創辦了冬雷腦科醫院。

過去，宋冬雷給中國患者查房，常常是和許多醫生護士一起去，陣仗很大，“雄赳赳氣昂昂”，患者看到這麼多人來關心自己，往往覺得備受重視，會很開心。但同樣的陣仗，會讓一些外籍患者感到不適：超過三個人進病房，他們就有意見。“對個人隱私和環境的理解，和中國病人完全不一樣。”宋冬雷說。

更微妙的是，外籍患者通常要求醫生在進入病房前，就掌握所有病情。“不要再反復在病房裡面問病情，外籍患者會覺得你什麼都不了解，你怎麼給我看病？”宋冬雷說。

宋冬雷觀察，疫情之前，冬雷醫院一天最多有十位外籍患者住院，多以在上海本地生活的外籍人士為主。這一數字在疫情結束後回升，到了去年，開始出現專程來看病的外國人，有來自中東的，東南亞的，還有來自蒙古的。

為了承接國際患者，冬雷醫院的調整不僅是醫護禮儀層面的，診療流程也發生了改變。

在中國，患者通常直接掛專科號。但在國際部，宋冬雷用了西方的方法：全科醫生先接診，再根據情況轉專科。樸永鎮是這套流程的第一道入口。除了樸永鎮，國際部的護士、客服和個案管理師，也都會講英語。

2020年組建國際部時，宋冬雷給國際部設立了單獨的門診區和病區。他還設計了兩間禱告室，平時是空房間，來基督教患者就掛十字架，來伊斯蘭教患者就在地上鋪地毯，飲食也備有清真選項。

“基本上外國人來看病，可以實現酒店式入住，毛巾、拖鞋、飲水機都有，和五星級酒店配置差不多。”宋冬雷說，“得讓他們感覺好像在本國看病一樣方便。”手術結束後，如果患者需要回國康復，本院醫生會全程陪同轉運，送至當地專科醫院。

目前，冬雷腦科醫院的醫保病人占比90%，外籍或商保病人只占比10%左右。不過，宋冬雷表示，他很看好後者。他認為，隨著國家“強基層”的戰略，未來到上海看病的人會減少，“反過來講我們就要開拓新的市場，不能光盯著中國的病人，尤其不能光盯著中國的醫保病人”。

醫療資源會被擠兌嗎？這是外國人來華就醫繞不開的拷問。

“中國老百姓總是講看病難、看病貴，我們的醫療資源能否騰出精力去服務外國人？”蔡強說。

他認為，這是需要國家層面來設計的事。如果確定推動跨境醫療旅游服務，首先要考慮，醫療資源是否有富余，其次，要確定哪些醫院可以接收外國人：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

Troy分析，從廣東衛健委等公布的首批國際醫療服務試點來看，官方仍傾向於公立先行：25個試點裡，只有2家民營醫院。“全部放開，擔心會亂。”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是首批試點之一。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醫院副院長表示，在醫療資源分配方面，目前，中山一院國際醫療部日接診量為一兩百人次，而醫院門診日均總接診量超過1.5萬人次，占比較小。

上海情況也類似。鳳凰網聯系了兩位就職於上海公立三甲醫院的醫生，在他們看來，對於頂級醫院的頭部醫生來說，也許存在資源緊張的問題，“大家都在搶他的號”；但對普通醫生而言，目前還是有余力接診更多患者的。

兩人都強調，公立醫院的特需部或國際部，並非專為外國人設計，而是為有支付能力的人設計。考慮到醫護人員英語水平和自助機器的使用門檻，公立醫院目前“國際化服務能力有限”。

不過，蔡強的憂慮在於，一旦市場開放，會湧入大量來中國看普通門診的外國人，但“公立醫院最重要的職能是服務本國公民的”。

在這方面，蔡強覺得，日本也許做了一個不錯的示范。和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這些有20多年醫療旅游經驗的國家相比，日本起步得很晚，2011年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才增設醫療簽證，允許外國人滯留90天進行治療。

但通過制度設計，日本在短短七八年做到了“從零開始，卻在高端市場上做得非常成功”。

蔡強介紹，國際患者要想到日本就醫，必須通過日本政府認證的身元保證機構，即中介機構來安排。只有拿到醫院的接診證明、中介機構的擔保書，患者才能申請醫療簽證。到日本後，翻譯、接機、住宿服務，都由中介機構來負責。

接收國際患者的日本醫院絕大多數是私立醫院。同時，民間機構MEJ會給日本醫院和中介機構評級，替全球患者篩選“優等生”。

“日本政府只用管理簽證和中介機構，避免了市場打開後、烏泱泱的人全都來了（的場景）。”蔡強說。

與公立醫院目前並不明朗的態度相比，私立醫院對國際醫療明顯有更高熱情。對宋冬雷來說，他更關心的，是如何吸引外籍患者。

宋冬雷今年60歲，自90年代開始在華山醫院工作。當時，在神經外科領域，中國和國際差距很大，他得去歐美學習。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現在，“差距幾乎沒有了”，在產品研發上甚至要領先國外。

但與此同時，海外對中國醫療水平的認知非常有限。宋冬雷想，原因也許部分在於，對他這一代中國醫生來講，語言還是障礙，國際學術會議交流需要爭辯，中國醫生往往不敢開口，“輸在了表達能力上面”。

至於如何做海外宣傳，他也在“動腦筋”。“一家醫院很難去世界各地做廣告”，簽證、跨國保險這些涉及政府層面的事，院長說了不算，衛健委說了也不夠。

蔡強明知道現在做這件事“賠錢”，仍然在去年底成立了一個小團隊，去東南亞訪問探路。他的邏輯是：市場遲早會來，先去趟路，積累經驗，等國家層面想清楚了，至少還有人知道怎麼做。

“如果規劃得好，5年能不能做到100萬人？”他邊想邊說，“如果國家出面，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應對方要求，文中魏薇、丹丹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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