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语课改五年后,语言夹缝中的蒙古族青年
2020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了一项教育改革方案，旨在调整民族学校的授课语言。该课程改革要求以蒙古语授课的小学（民族学校）的语文科自2020年9月1日起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科（2016年前称品德与生活和品德与社会）在2021年秋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以上两科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授课。
消息一出，引发了蒙古族的不满。在改革前，内蒙古自治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学校（主要是蒙古族学校）实行蒙古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双语教育。许多蒙古族家长和学生认为，改革之后将削弱蒙古语教育地位，使蒙古语从主授语言退化为次要甚至边缘语言，从而影响民族文化传承。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家长集会甚至公开抗议在内蒙古多个旗县出现。包括人权观察 (HRW) 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也对这一政策采取了批评态度。
然而，面对批评，中国当局并没有改变这一政策，反而将该政策逐步深化。
2026年2月27日，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蒙语课改五年后，语言夹缝中的蒙古族青年》。该文章回顾并反思了2020年内蒙古所谓“蒙语课改”五年后的影响，重点从蒙古族青年视角 出发，讨论课改怎样渐渐淡出公众话语，却持续深刻影响语言、文化与身份认同。
以下为报道内容节选：
在内蒙古地区的公共空间，能够同时看到三个时代的语言形态遗存。第一阶段可追溯至文革十年，其语言形态中汉语为主导、蒙古语为附属。第二阶段为2022年之前，蒙古语与汉语并行，且蒙古语占优先位置，如“蒙古语在上、汉语在下”“蒙古语在左、汉语在右”等布局规范，蒙古语作为地区官方通用语言之一，在公共空间中拥有明确的合法地位和可见性，小到商铺招牌、大到公共设施标识，都能看到规范的双语呈现。
2022年之后，新的公共标识要么采用“汉语在上、蒙古语在下”的布局，要么直接使用单语中文。同时，部分旧有蒙古语标识被物理抹除，如石雕上的蒙古文被刮去、地名雕塑被移除，仅留下模糊痕迹。
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元上都遗址的三语石刻标牌，在2022年之前，三种语言自上而下分别是蒙古语、汉语和英语，但2022年后，汉语被置于最上方。石碑上依旧可见原标语被刮掉后不均匀的白色刻痕。
当课程改革的政策在2021年落实到喀左县时，若风刚升入高中，对此并没有什么感知。但在大学接触到民族学之后，她开始觉得“不太公平”。做语言相关项目时，她检索不到相关的红头文件，包括最开始政策出现在喀左县时，老师们也只是口头和她说明“不学了”。如今县政府官网称，喀左县依旧在教授蒙语，“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学了”。这让她感到困惑。
民族学带给她的另一个影响是对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往，由于缺乏文化传统的熏陶，若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蒙古族”，学习蒙文也只是为了考试。如今，她开始感受到蒙文的珍贵之处，民族认同感也越来越深。对她而言，语言是这种认同唯一牵系着的东西。
“我弟弟今年上初二，他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不学蒙文了，现在忘得基本上没有了，那他以后出去还会说自己是蒙古族吗？我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以后他离开家乡，他的民族认同应该从何建立？”
而那些熟悉母语的年轻人们，在母语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选择了“抱团”取暖。许多人的社媒主页会打上“蒙古族”的标签，便于认出彼此。他们之中的多数生活在城市，因为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经常聚在一起吃饭、交流。
资料照片：内蒙古一名小学生手持“外语是工具，母语是灵魂”的标语，抗议当地教育部门将以汉语替代蒙语的“双语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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