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耍赖,拒还中国"头号流失国宝"......
在他看来，日方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刻意封锁唐鸿胪井碑的溯源研究相关信息；二是在中方提出碑刻返还诉求时，日方以该碑为日本“国有财产”为由拒绝，又声称“国有财产”归还需经日本议会同意，可当中方与日本国会沟通时，国会方面又推诿称此事需得到天皇同意，层层拖延。
这种推诿在过往追索中屡见不鲜：2005年，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赴日期望实地考察，日本官方拒不承认文物的掠夺属性，宫内厅断然拒绝参观申请，仅通过有关部门，转交了5张模糊的近景照片；时任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人亲赴东京，在外务省与皇居门前通过警卫递交了返还诉求信函，但未得到日方任何回应。
除了唐鸿胪井碑，日方在掠夺的其他中国文物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推诿手段。例如，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辽宁省海城三学寺掠夺的三尊石狮，两尊现存于东京靖国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面对石狮返还诉求，靖国神社以“需世间理解与认可”“涉及天皇敕祭社特殊身份”为由拒绝推进，将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山县有朋纪念馆对返还申请完全无视，既不回应也不沟通，以沉默推诿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记者，尽管唐鸿胪井碑的流失发生在百年前，当时国际法体系尚不完善，但日本以“战利品”名义掠夺中国文物并将其界定为“国有财产”的行为，即便无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可以约束，其非法性与非道义性也毋庸置疑。诉讼是文物追索途径之一，更多时候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一濑敬一郎称，“日中之间最核心、最严峻的问题仍然是战争问题，返还战争期间掠夺至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清算日本历史罪责的重要一环。”
追讨专家临终前的嘱托：绝不能放弃
文物虽远，追索不止。自1911年学者乔德秀写《南金乡土志》，发出国宝流失第一篇记述，历代有识之士薪火相传，研究呼吁不辍。
近30年，关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和追索进入快车道。1995年，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仁富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碑拓新解论文。2001年，他与同道成立了中国首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此后，大连大学、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相继成立研究组织并取得突破系列进展，中国民间也涌现出多支社会团队，陆续建立了“大连714志愿会”“鸿胪书库”“唐鸿胪井刻石纪念馆”等团队、场馆。
《总汇》主编之一、鸿胪书库创办人姬巍告诉记者，2014年至2024年间，大连714志愿会团队与有关学者们数十人辗转于多国的拍卖场、旧书市场、档案馆等地，发掘出百余件填补空白的新史料，比如日俄战争前唐鸿胪井碑在旅顺黄金山下原址远景定位照片、1923年该碑及碑亭被掠入日本皇宫的首张照片、此后历年以至1983年最新碑/亭彩色照片，以及记录日本海军劫掠战利品的内部电报等。他说，“那些曾散落各处、碎片化的历史线索，终在日复一日的寻觅中被逐一拼凑完整。”
追索之路并非坦途。2017年，时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会长的童增，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能否让日本有识之士主动帮我们追回国宝？他想到了长期代理日本731部队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战争受害者诉讼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
彼时，志愿者崔宝娟刚刚加入联合会，她清晰地记得，2018年元旦，在重庆的一间会议室里，她与联合会副会长孟惠忠忐忑地向一濑提出在日本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要求返还唐鸿胪井刻石的设想。一濑答说：“我来！”
学术追索取得突破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行动也在稳步推进。继2014年主导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后，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于2024年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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